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他是士还是状元，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贵族苗族男童1565人，显然有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咱”许多小康之家的儿也忍痛自，以图仕，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却是一时痛终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海产净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一个小村，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重男自。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阀》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之风，上有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矾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目清一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份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却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人们赞太和殿的绝，其实，太和殿与净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而已。在皇城中，净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房就了不得了—一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房才是紫禁城的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廷，‘狂的工’从来与政治媲。”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的工”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f史记

王夫之在《柳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者，均予大辟也。且刑之后，二气内乖，肢外病，情内琢。故阉腐之于，豹声骛，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理下祸矣。宦寺之恶，稳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错，孙之虑耳，故们不怕死，何况乎其以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已”

然而，君主们依然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就得缩在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一让百姓知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一样的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仆，怕绿帽的皇帝便与不能人卡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