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人失掉他的任何文艺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八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J使我们的俄罗斯语鹏印在孩子皱楼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是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阳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于、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一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扭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进发，时而郁慢沮丧。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一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1919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的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搏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哈，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滚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限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入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日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1979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人》。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毅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崩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垣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坚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