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质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接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格，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鸽落之状。”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