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贼从此不能偷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了。历史上的这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情，都是一羞辱。

我在黎大学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与其他端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权力中心。在这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痪了。而右边这幅（画成球可能更准确些），汇明显增多，任何两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从左上角的a到右下角的b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关于这一，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直线。左边二十线围着一个中心，是一个星状，右边是横竖十线垂直相，有像是围棋盘。

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像上面讲的偷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的复杂与人类步的渐，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联系，使社会从星状走向网络。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恐怖与红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破坏的确是无比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上建设国家，行改良。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风能，雨能，国王的卫兵不能”那就应该制定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步。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把它装在一个篮里显然是危险的。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