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大学传播学教授斯费兹先生经常向他的学生转述国某理大师的经典隐喻——波音747飞机之所以最安全，是因为它装有4个发动机而且彼此独立，一个发动机了故障，备用发动机能立即启动。在我看来，民主之伟大在于人们能以由无数发动机组成的群意识守住社会底线。但其前提是社会大多数成员能相对独立，不被变相劫持与纵，或受制于其中一台发动机是否运行良好。否则，它将与专制主义殊途同归，如萨达姆一样零票反对而当选，枪杆里假民主。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希特勒比分线，远非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某不完善那么简单。解构“民主”二字“民”是主“主”是程序，决定民主走向的是作主的人民，而不是作为程序的民主，公民教育与宪政训练因此成为决定民主成败的关键。

言说的轻重缓急

权利缩小，接近于零，而后者权利让渡则意味着全社会分享权利，多多益善。

然而，在我内心亦时时提醒自己，别让对雅典的赞变得毫无条件，沦落到完主义与一厢情愿。我之所以保持这“模棱两不可”的态度，是因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当然，我不像国内某些“自由派英”一样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气”的德戾气对逝者行缺席宣判，将罗兰视为“一个懦夫”和“没有立场的人”以此毫无宽容的“自由神”为自己的“独立人格”锦上添。在我看来，罗兰当年所谓的“50年沉默”多半是于一关，一对人类共有的好前程的无限期许。令人烦恼的是这大难免让人退失据、左右为难，因为我们的目力局限于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时代。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曾经过往的有些痴迷甚至足以令人难堪。一个探求智慧并参与社会的写作者因此不得不时时面对心底的追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置事外不再被恨左右？怎样言说才能确保你没有偏袒或虽有偏袒却更接近客观真实？

几年来，如我在黎所见游行、示威、罢工等维护民权的社会运动，虽然我亲历其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不便甚至些许张，然而它们并非可以作为主要抨击或讨伐的对象。譬如说前不久我见证的黎中学生抗议教育改革的示威，许多学生上街，共和广场闹非凡。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趁着混来了许多郊区的黑人孩，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游行队伍里抢劫，甚至对一些白人孩大打手。就在我对此场面行拍照时，一群黑人孩趁夺走了我的数码相机。虽然我为失去了几百张照片懊恼不已，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以及这场社会运动的意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会因为在大街上见证更多的社会真相而心怀恩。

回到上文，为什么许多人绕开对民主的批评？或许我们可以设喻击穿谜底：当你面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时，如果你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胖症的坏与危险，人们不说你脑有问题，至少是不知轻重缓急、在时间上颠三倒四。明白这个理，我们就有理由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言说，是要讲求时间顺序的。为了确保你的公正立场，必须明确两：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时，不要把胖症的危险当作你参与社会运动的主要知识或工；同时，也不要试图建立或论证一个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胖人”的理论去歪曲事实。其二，你必须念念不忘的，也是当下最要去的事，就是让不果腹者能尽快得到粮。

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将欧盟建设视为民主基础上的权利共享。民主是一基于平等的自由，每个欧盟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开放国界，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失去国界或疆土，而且将它们拓展到整个欧洲。对于各国民众而言，他不必唯“本国的拿破仑”首是瞻，而是在自由、民主神指引下以对话开疆拓土，共享文明政治、同乐颂。

法国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里不乏自私、偏狭与坐吃山空者。如我的朋友Yann所说，政府难为，现在有许多法国人希望不工作、不学习、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光里的灰尘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永远掉下来。但是，抛开这些消极因素，我们更应看到宪政生活与公民适时维权对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好——它可以避免富者贪多“玩火”而贫弱者亦不至于发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毋庸讳言，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尚有许多可以自我改或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地方。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许多层面更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一个批评者能否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唯其如此，他的言说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说，在斯达时代，我们必须赞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