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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与自由(5/7)

我个人有一些观感,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疯狂出逃的时期,比如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冒着生命危险。逃亡的故事现在还在上演,只不过方式变了,在紧急状态,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逃,现在是靠着金钱移民购买逃的权利。

通过出逃的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由在哪“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提问1:您好!现在谈城市化、户籍之类的,国内的城市,很多都是家族氏族发展过来的,这部分人建立城市、命名,保护族人的利益。城市化遭阻碍,最初的想法是防范别人进城,这是静态的;动态的原因,比如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会面临大禹治水的两种模式,很难选择。我个人觉得,欧洲城市化对于人的素质提高非常大,国内的城市化对人的压制非常大。

熊培云:我自己对农村问题更感兴趣一些。因为中国城市化更多像抽血机一样,把农村很多东西吸干榨尽。我最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老家县里建图书馆,因为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都能有一个图书馆,对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很大。我在那个图书馆的揭牌仪式上说了一句话:“要让我们的图书馆,成为我们县的拉丁区,让我们县成为我们省里的拉丁区。”不能说这是雄心壮志,但关键是这才是真正地建设乡村,而不是几个歌星跑去唱歌。

提问2:您好!一些演艺界人士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很多人持批判态度,但是也有人持支持态度。我看到一句话,特别让我震撼:“一个国家,用手投票才是正常表达意志的方式,当人们不能用手投票,或者失去了信心不想用手投票时,那么就会选择用脚来投票,离开自己的国家。”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熊培云: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和古代的夫妻关系是一样的,当妻子从属于丈夫的时候,丈夫有休妻的权利,妻子是不能休丈夫的。所以政府、国家认为国民是属于他的,我们国家可以休国民,但国民休国家是不可以的,国民逃跑就不行,说到底,国家比个人更大。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这跟国家塑造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对明星改变国籍具体怎么看?

熊培云: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提问3:您好!我发现,在农村,村民本该自由耕种,政府却强行征地建厂,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到非洲去买地。农民在法律允许条件下,应该能自由种地,现在是农民也不自由、媒体也不自由。您怎么看?

熊培云:这和我们的国情有关系,自从房地产发展得非常好以后,现在已经变成了“地产党执政”中国的GDP就是“搞地皮”China’sGDP就是“拆哪搞地皮”所以到非洲买一点地也是正常(现场笑)。

提问4:您好!关于“人权高于主权”新闻里经常会看到主持人辩驳外国一些反华言论时,说主权高于人权。是不是把人权和公民权进行混淆了?您有什么看法?

熊培云:这个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跟政治立场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这么说?逻辑上说,人权和公民权是两回事,公民权可以不高于主权,但是人权一定是高于主权的,因为人权是在成立国家之前就有的。后来成立了国家,订立了一些法律法规、条款,你这才获得了公民权。也就是说人权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就有的权利,而公民权是国家成立之后才有的权利,人权优先于国家规定的一些权利。比如,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进入某个国家,你没有那个国家的公民权,那个国家可以把你杀了吗?如果不可以,是基于什么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人权,而绝对不是你的公民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人权也是高于主权的。

我想主持人的辩论可能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更多还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有些东西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说不要干涉内政,但是上世纪的革命时期,全世界各国都在干涉别国内政,有的还是盛情邀请。

提问5: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生存权,是否存在?生存权是否包括在人权之内?

熊培云:生存权当然存在。我刚才说,你去国外,别人不能把你杀了,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人权,有生存权。

提问6:您好!您是怎么看自由的?

现在欧洲的自由观念有两种,第一种是来自一些自然权利,第二种是马克思批判的自由,他说这种自由容易导致人类异化。当人们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来建立国家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异化没有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导出。哈维尔说,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我们要说实话来重新回到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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