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其实还有比较高的认识。这也是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他的生活是一个喜剧，如果没有能力选择，一直被强加一些角色，他的生活可能就是悲剧。

说到悲剧，讲讲李煜。李煜是千古词帝，词的造诣非常了得，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写词比他更好的人。如果他不做皇帝，也不会被宋太宗给毒死。跟刚才讲的错枝一样，生下就是做王的命，最后都被害死掉了。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会是喜剧。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当年他爱上了辛普森夫人，辛普森夫人已经离了两次婚，和爱德华八世是第三次婚姻，当时英国人非常不同意，有人威胁要把爱德华八世给杀死。爱德华八世选择不做国王，夫妻双双把家还。

中国古代的皇帝后宫三千，那后宫三千没有谁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最后等不到皇帝的临幸，生命也就枯萎了。

古罗马不一样，古罗马的皇后很多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们厌倦了国王，可能会养一些小情人。克洛德皇帝的皇后非常淫荡，她不光在皇宫里养了小情人，而且晚上自己拿着一个牌子到罗马妓院去上班，做兼职妓女。我们中国讲“母仪天下”她要“鸡仪天下”(现场笑)，而且她收钱非常少，一次一个铜板，她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计算她今天晚上接了多少客。当然古罗马那个时候比较混乱，但人如果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情况至少不是很悲惨。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毛主席

关于个人与自由、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大家讲毛主席比较多，中国实际上有三个毛主席。

两个在古代，一是墨子，一是杨朱，另一个在近代。

为什么我说墨子是毛主席？因为他有毛主义。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墨子讲究勤苦，为天下人奉献，希望自己以及门徒都能够像大禹治水一样，把脚上的毛都磨光了，一根不剩。墨子是毛主席A。

杨朱是另一个阶段，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孟子对他有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让他拔一根毛，他也不愿意拔。他说这根毛是我的，凭什么要拔？即便对公众有利，我也不愿把毛拔下。这是另外一个毛主义，毛主席B。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会学杨朱一毛不拔，我们政府加四毛涨五毛“拔五毛而利天下”最后我们就有了五毛党了。

中国的文化里很多跟毛有关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我今天特意留了胡子(现场笑)，中国人挺在乎毛的，有句话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就是说你嘴上没有毛，你说什么话人家都当你是XXX说的，说你是IBM，internationalbig摸uth(国际大嘴巴)。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意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要避免嘴上无毛，见面会说毛主席万岁。

我刚才说的毛主席A、毛主席B，接下来说毛主席C，是近代的，把墨子的精神学到了一些，把毛都拔下来。大跃进的时候，拔的都是别人腿上的毛，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到人民公社去，是拔天下之毛。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那时信奉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脱毛膏，最后大家腿上的毛都没有了。

墨子和杨朱，是两个极端，墨子把自己都奉献出去，当然他最后的极端就是要求别人来奉献。杨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顾自己的，对于天下没有所谓的公共精神。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当年的两个流派，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一方面，墨子给我们提供了公共精神参照，杨朱提供了个人权利。有人说杨朱的观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这话说得不过分。在大家非常强调国家的时候，他强调个人的价值：不能拿天下来换走我身上宝贵的东西。他是有逻辑的，一毛不拔的“毛”只是一种借代，我拔了一根毛给你，你可能还会要其他的，是不是还会要我一条腿、脑袋？

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些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相抗衡的东西。近代有一些批评杨朱的，但梁启超、严复觉得他的观念非常好，但也担心会不会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少了公共精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所有的学说都不应被推到极端，如果“一毛不拔”被推至极端，最后会没有公共精神，如果墨被推至极端，也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强迫。

《炎黄春秋》上有一篇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说，《共产党宣言》谈消灭私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并不是要消灭别人的私有财产，而只是消灭不公正。过去我们不光是丢掉了财产、丢掉了传统、丢掉了知识，甚至连个人都丢掉了，完全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国家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让大家变成什么，大家就变成什么。

《过秦论》中“以秦为苦，天下苦秦久矣。”我也有一句话：“中国人苦天下久矣！”我说的“天下”更多的是国家的概念;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我说“以已任为天下”你把你自己的一生经营好，也是可以经营好一个国家。

“一毛不拔”也可以当成一种精神来理解，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有这么一个叙述：监狱和平常人住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监狱里，自己想出去出不去，而警察想进来随时能进来。在一个私有财产保护不充分的国家，警察想进你的房间就进，你住的地方就是半个监狱，你可以随时进出，警察也可以随时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