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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门(4/7)

候,我对王立强的威胁,使我可能逍遥法外。

那个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盅,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我拖地板时一转身,拖把柄将酒盅扫落在地,就这么被打碎了。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坏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栗。王立强会像拧断一根黄瓜一样,咔嚓一声拧断我的脖子。

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我也知道他不会拧断我的脖子,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处理,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强。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盅,将它们放入簸箕。然后在王立强下班回来时,由于激动和紧张,我突然哭了。王立强吃惊地蹲下身体问我:“怎么啦?”

我向他发出了哆嗦的威胁:

“你要是揍我,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出来。”

王立强脸色当时就白了,他摇着我的身体反复说:

“我不会揍你的,我为什么要揍你呢?”

我这才告诉他:

“我把酒盅打碎了。”

王立强先是一愣,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他脸上出现了微笑,他说:

“那个酒盅我早就不要啦。”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

“你不揍我啦?”

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完全放心了,为了报答他,我凑近他耳朵说:

“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

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王立强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强一起散步,当时我是那样迷恋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辉。我的兴致感染了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到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屁股。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人不怕穷,就怕苦呵。”

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接着忧虑地说:

“你是个小妖精。”

然后他换了一种口气:

“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刘小青的哥哥,那位我极其崇拜的吹笛手,患急性黄疸肝炎死去了。

那时候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子,而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了。可他依然戴着鸭舌帽,将笛子插在上衣口袋里,听说他和两个船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插队,那两个强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欢上了他。他的笛子吹得那么美妙,在乡间寂寞的夜晚怎能不令她们感动。但是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回到城里,坐在自己的窗口吹着笛子,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就会吹出卖梨膏糖的小调,他喜欢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感到窒息的地方,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爱情的丝网恭候着他。

最后一次回来,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点。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要把他赶回乡下去。有几次我从他家窗前经过,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他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告诉父亲,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想吃东西,更不能干活。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得肝炎了,刘小青的父亲也不知道。

他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劝他还是回乡下去吧。他回到乡下以后,才过两天就昏迷了。是那两个健壮的姑娘轮流把他背回到家中。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了这两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姑娘,满腿烂泥,哭丧着脸从刘小青家走出来。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我至今记得他当初离家时暗淡的神色,他扛着铺盖,右手攥着两个鸡蛋,慢吞吞地往轮船码头走去。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死气沉沉了,蹒跚的步履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唯有那支插在上衣口袋里的笛子,在他走去时一摇一摇的,显得稍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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