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索列尔。阿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们都不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于是我行猜测。最简单、但也最不令人满意的设想是有两个达米安：一个是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1904年在索列尔牺牲的勇士。这个设想的缺是没有解答真正的谜：塔雷斯上校的奇怪的反复无常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怎么会忘掉那个复员的人的模样，甚至忘了名字。（我不同意，也不愿同意另一个更简单的猜测：那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第一个达米安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那不像是在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打仗。"

乔人面前。从塔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加斯主义的犷气息：一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情地告了别。

"我是那些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您错啦，先生，"阿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我们的队向山持矛冲锋；达米安一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弹正中他前。他站在蹬上，停止了呼，接着翻落地，倒在蹄下面。他当场亡，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我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还有些事实我应该提一提。4月份，我接到迪奥尼西奥·塔雷斯上校来信；他理清了绪，如今清楚地记得那个在索列尔带冲锋的恩特雷里奥斯人，还记得当晚在山脚下掩埋了他下的战士。7月份，我路过瓜莱瓜伊楚；没找到达米安住过的小屋，当地谁都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我想向牧主迭戈·阿罗亚了解，因为他亲见到达米安阵亡；但是阿罗亚冬天前就已去世。我想回忆达米安的模样；几个月后，我翻阅照相本，发现我记忆中那张沉的脸竟是著名男音歌唱家坦伯里克扮演奥赛罗的剧照。

"我已经知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廷人。"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这事时十分诧异，我便岔开话题，同他讨论攻击默生的人；作为诗人，默生要比坎坷终生的·坡更复杂、更老练，因而更独特。

"可能是那样，"阿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万岁！"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他大惑不解地说：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