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枝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来源"。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诉说肩膀痛得厉害。

故事的绪到这里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似的黑走廊和使人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摆设中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第十天，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队完全控制了城市。大的骑兵悄悄地在街上巡逻，风中夹着灰烟；我从街角望见广场中央吊着一尸，仿佛的人模型，士兵们拿它当靶，不停地练习枪法…我那天清晨门，午前就回来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七钟回来，还说可以等我穿过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安全。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座房屋盖了还不到一百年，但很破败暗，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无用的前厅。古董摆设和大量藏书占据了底层：那些书百家争鸣，互不相容，在某意义上说来正好代表了19世纪的历史；波斯尼沙普尔的腰刀缓和的弧线上仿佛还遗留着古战场的风声和残酷。我记得我们是从后院屋的。穆恩嘴颤抖燥，喃喃地说那晚的经历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发现他挨的那枪只破了一，没有伤动骨。突然，他迷惑不解地说：

"难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

1942年

我们在将军的大宅里待了九天。关于战争的痛苦和希望我不想评论，我的目的是叙说这条使我破相的伤疤。那九天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成了一天，除了最后第二天。那天，我们的人冲了一座军营，杀了十六个士兵，替我们在艾尔芬被机枪扫死去的十六个同志报了仇。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从那座房里溜了来，傍晚才回去。我的伙伴在二楼等我，他因为伤痛不能下到底层。我记得他手里拿着一本有关战略的书，德或者克劳维茨的作品。有一晚，他曾对我说过："我最喜的武是大炮。"他打听我们的计划，夸夸其谈地加以批评或者修改。他还经常抨击"我们可悲的经济基础"，武断而沉地预言结局肯定一团糟。他嘀咕着说："这件事完了。"他为了表明并不介意自己的懦弱，竭力显示脑的锐。我们就这样好歹过了九天。

于是他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们逃小松林时，他竟然搭搭地哭了起来。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可是你冒了很大的危险。"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有的人都有共同之，因此，把园里的一次违抗说成是败坏了全人类不是不公平的，说一个犹太人被钉上了十字架就足以拯救全人类也不是不公平的。叔本华的名言：我即他人，人皆众生，也许有理。从某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就是那个可悲的约翰·文森特·穆恩。

我叫他不必担心（内战的习惯迫使我刚才非那样不可，何况一个成员被捕有可能危害我们的整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