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字词文句已不再新鲜，越往下读，某些先前不曾想到的概念却逐渐成形：这些概念并非源于耶拉的文章，而是卡利普个人的见解，但它们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收纳在耶拉的文章里。当卡利普发现自己的想法竟与耶拉相辅相成时，一股安详涌入他内心，就像小时候，当他明白自己成功地模仿了他所崇拜的对象时，也会有这种感觉。

桌子上有一张卷成锥筒状的纸。散布在一旁的瓜子壳暗示着在卡利普之前坐在位子上的客人，曾向小贩买了一份瓜子，装在纸筒里。从纸的边缘看来，应该是从一本学校作业簿里撕下来的。卡利普把它翻到另一面，阅读上面费力刻写的孩童字迹：“一九七二年九月六日，第十二课，家庭作业。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花园里有四棵树。两棵白杨木，一棵大柳树和一棵小柳树。我父亲用石头和铁丝在花园周围盖了一道墙。房子是一个避风港，保护我们冬天不受凉，夏天不被晒。家是一个庇护所，守卫我们不受伤害。我们的房子有一扇门、六扇窗、两支烟囱。”文字的下方，有一幅彩色铅笔画的插图，一栋房子在花园围墙里。屋顶的瓦最开始一片片地画，但接下来后面整片屋顶就只是潦草涂成一片红色。卡利普注意到画中的门、窗、树木和烟囱都和作文里的数目相符，于是心中更为安详。在这种心绪下，他把纸翻到空白的一面，开始振笔疾书。他确信自己在格子间写下的一切，将会如孩童笔下的事物一样，真实发生。仿佛多年以来他一直失声噤语，直到今天才得以重拾字句，多亏了这一张家庭作业。他列出所有的线索，以蝇头小字一路写到纸张的最末端。他心想：“真是轻而易举！”接着他又想：“为了确定耶拉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必须再多看几张脸。”

他一边喝茶一边观望咖啡店里的脸孔，喝完茶后，他再度步入外面的寒冷之中。在加拉塔广场中学后方一条巷子里，他看见一个包头巾的年长女人，边走路边喃喃自语。一个小女孩从杂货店半掩的拉门下弯腰钻出来，从她的脸上，他读出所有的生命皆相似。一个身穿退色洋装的年轻女孩因为怕在冰上滑倒，一路盯着自己的胶底鞋行走，在她的脸上写着，她深知忧虑为何物。

走进另一家咖啡店，卡利普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页家庭作业，飞快地读过一遍，一如阅读耶拉的专栏。如今他笃定，只要把耶拉的文章拿来反复阅读，探入他的记忆库中，自己便能找到耶拉的所在。这表示说，首先他必须找到收藏着耶拉完整作品的贮藏室，才有办法获取他的记忆。把这篇家庭作业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如此一间收藏室必然是一个“家”“一个庇护所，守卫我们不受伤害”他把家庭作业一读再读，感觉到这个勇于大声说出物品名称的孩子影响了他，使他内心涌起一股纯真无邪。于是，他相信自己必然轻易就能找出如梦和耶拉在什么地方等待他。这个领悟让他一阵阵晕眩，不过也仅止于此，坐在桌前，他只能继续在家庭作业的背面写下新的线索。

等卡利普再度踏上外面的街道时，他已经就手边的线索作了一些新的删补：他们不可能出城，因为耶拉无法待在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地方；他们不可能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安纳托利亚那一头，因为那里不够“历史性”不适合他；如梦和耶拉不可能躲在共同的朋友家里，因为他们没有这么一个朋友；如梦也不可能待在她的朋友处，因为耶拉宁死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他们更不可能寄宿在冰冷无情的旅馆套房里，因为就算他们是兄妹，一男一女共处一室难免令人起疑。

坐在下一家咖啡店里，卡利普确信自己至少抓到了正确的方向。他很想穿过贝尤鲁的小巷往塔克西姆去，走向尼尚塔石、西西里，来到他过去生命的中心。他记得耶拉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名称。他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已故摔跤选手的照片，这个人，耶拉曾经详尽描写过他的生平。这张黑白照片原先是某本旧《生活》杂志的中间页，被许多理发店、服饰店和杂货店的老板加了框挂在墙上，装饰店面。这位奥运奖牌得主两手叉腰，面对镜头摆出温和的微笑。卡利普研究着他脸上的表情，不禁想起他死于一场车祸。于是，就如同以前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的联想，十七年前的一场车祸和摔跤选手脸上的温和表情在他心中融为一体。卡利普不得不认为那场车祸必然是某种征兆。

这证明了巧合是必要的，它们把事实与想像融为一体，创造出另外的征兆，诉说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卡利普走出咖啡店，沿着一条小巷走向塔克西姆，心里想着：“偶然看见哈斯农·加里波街旁一辆马车前，站着一匹疲惫的老马，这时我必须回头去检视记忆中的一匹巨马，那是我在奶奶教我读写的字母书中看到的。由于字母书中的大马下方标示着‘马’，我联想起耶拉，那些年他独居在帖斯威奇耶街上那栋公寓的顶楼。然后我会想到依着耶拉的喜好与回忆装潢布置的那间公寓。接着我会推论出，那间公寓很可能象征了耶拉对我人生的支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