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还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当有人向我打听我带孝的原因时，我就说：“我的一个表兄，我非常亲近的表兄，在前往敌占区的加勒比海航行时没有返航。”其实我对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甚至连加勒比海也是吹牛——

①向法国进军于1940年6月22日结束；挺进巴尔于于1941年4月6日开始；1941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还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得到一大沓订单。在他的木工作坊里，现在只制造赫拉半岛海军营房用的门窗。他无缘无故便突如其来地喝起酒来，而且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天上午还揍了我母亲一顿，起因是她站在他要站的地方。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却从不疏忽。他继续抽着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这些烟是他在黑市交易中用门上的小五金换来的。另外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你父亲选为了党小组长。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党的琐碎事务上。他让一位党内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病假条——是常见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想在我们木工作坊的机器间作培训报告。可是我父亲不允许这样做。于是，家里的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这涉及到我的外祖父母在奥斯特尔维克的两摩尔根牧场。我母亲的嫁妆扳着指头一算就一目了然。我父亲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他在替图拉支付学费。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他可以让党给图拉预付学费，好啦！他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会安排举行培训报告的事情，他下班以后就办。那么夏天你在哪儿？

走了，布勒森，同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起。凡是找你的人，都发现你在一艘废弃的波兰扫雷艇上。这艘艇在接近海港的入口处搁浅了。那些四、五年级的中学生潜入废弃的船舱，把不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我水性不好，从来不敢在水下睁开眼睛。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找你，从来不在船上找，更何况我身边还有燕妮，而你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件事依然是想要一个孩子。难道说他们要在废船上让你怀上一个？

从你的神态什么也看不出来。要不，就是印第安人村那些小伙子干的？他们在你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难道是我们木工作坊里那两个长着总是胆战心惊的土豆脸的乌克兰人？他们俩当中，没有人把你带进仓库，尽管如此，你父亲还是盘问了他们。那一个名叫克勒巴的人，因为他老是讨面包吃，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整流器与凿榫机之间，用一把水平尺把他接了一通。这时，我父亲把你父亲赶了出去。你父亲用告状来威胁；可我父亲不仅在手工业同业公会，甚至在党内也有一些威望。他告发了。人们组成了一个荣誉法庭。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木工师傅利贝瑙只好握手言和。那两个乌克兰人换成了另外两个人——这已经足够了——听说，人们把原先那两个乌克兰人带到施图特霍夫①去了——

①这里指战争开始后建立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这是因为你的缘故——施图特霍夫！

这个小词儿越来越有分量。“你大概是想去施图特霍夫吧？”——“要是你不住嘴的话，你会去施图特霍夫的。”一个神秘的词活跃在出租房屋中，它顺着楼梯上上下下，它坐在厨房里的饭桌旁，它也许是一个玩笑，而有些人也笑着说：“现在他们在施图特霍夫制造肥皂，人们都已经不愿再洗澡了。”我们俩从未到过施图特霍夫。

图拉甚至连尼克尔斯瓦尔德也不熟悉。一次少年队野营把我带到施特根；不过，把薪金预付给我而且宣称我给图拉的书信很重要的布劳克塞尔先生，却很熟悉维斯瓦河与新泻湖之间这一地区。想当初，施图特霍夫是一个富有的村庄，大于希温霍尔斯特和尼克尔斯瓦尔德，小于县城诺伊泰希。施图特霍夫有两千六百九十八个居民。战争刚开始，就在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不得不一再扩大，这时，那些居民都赚了钱。在集中营里，甚至连铁轨都铺好了。这些铁轨同河中小岛上通往但泽下城车站的轻便铁路相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谁忘了，谁就会想到但泽-西普鲁土省但泽回地县的施国特霍夫，想到相关的但泽地方法院。这个地方由于漂亮的桁架教堂而著名，它比幽静的疗养地、比那个古老的德国人移民区更受人喜爱。在十四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把这块四地的水排干。在十六世纪时，勤劳的门诺派教徒从荷兰来到这里。在十七世纪时，瑞典人多次洗劫河中小岛。一八一三年，拿破仑的撤退路线横穿回地。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五年之间，在但泽凹地县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里死去了很多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学校不是把你，而是把我们——

实科中学四年级学生弄到尼克尔斯瓦尔德，弄到施图特霍夫附近。党购买了那个旧的萨斯科申乡村寄宿学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统帅部培训中心。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与海滨森林之间的一块地，有一半是从磨坊主马特恩手里，有一半是从尼克尔斯瓦尔德乡政府手里买下的。人们在那里，在高高的瓦屋顶下建造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我们就像在萨斯科申那样，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打棒球。每个班都有会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体育尖子，都有遭到无情的皮球包围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饭菜很糟。尽管如此，我们都长胖了，河中小岛上的空气有营养。

我总要在比赛间隙观察磨坊主马特恩。他站在磨坊与住房之间。左边有一个面粉袋紧贴住他的耳朵。他在倾听黄粉(虫甲)幼虫讲话，展望未来。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听觉不好，所以我也许是在大声说：“马特恩先生，有什么新闻？”

他明确地回答道：“在俄国，冬季会提前到来。”

我希望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还能够打到莫斯科吗？”

他预言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还能打到西伯利亚。”

现在我可以换一个题目了：“您认识一个人吗？这个人名叫哈泽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听面粉袋里面的声音听了好久：“我只听到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过去叫别的名字，所有的鸟儿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里安着金牙，从来不笑吗？”

磨坊主的黄粉(虫甲)幼虫从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哑，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连不断地抽很多支烟。”

最后，我语气肯定地说：“他就是这样！”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来：“他依旧这样。”

既然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没有图拉，没有燕妮——

所以，报道四、五年级中学生在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冒险，就不能说是我的任务。夏天反正就要结束了。

秋天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变化。从前的海伦妮一朗格学校，即现在的古德龙学校，变成了一座空军营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并到我们这所散发着男孩气味的实科中学来了。采取轮班的方式上课：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后再倒过来。有一些教师，其中也有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同样得在女生班上课。他给图拉和燕妮那个班上历史课。

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们轮班上课，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回避。燕妮再也用不着脸红，我也不会面红耳赤，例外的情况成为值得一谈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时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着书包——在乌法根路的欧洲榛子树下，燕妮-布鲁尼斯向我迎面走来。她可能上了五节课，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实科中学里多待了一会儿。但不管怎样，她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同样是把她的书包挎在右肩上。因为前一天刮了一阵风，所以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绿色的、有几个还是浅褐色的欧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边的深蓝色毛料衣服，戴一顶深蓝色软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顶四角帽。燕妮离我还有五棵榛子树时，她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把书包从右肩换到了左肩。

乌法根路两旁的别墅好像没有人住似的。到处都是银枞和垂柳、槭树和桦树，它们让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然落下。我们十四岁，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记忆中的燕妮更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