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草茂密，景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无非是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好孩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没有法！

我在故乡只待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我“循规蹈矩”了没有呢？大概是没有。我们有一个珠算教员，睛长得凸了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shaoqianr(济南话，意思是知了)。他对待学生特别蛮横。打算盘，错一个数，打一板。打算盘错上十个八个数，甚至上百数，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都挨了不少的板。不知是谁一嘀咕：“我们架(小学生的行话，意思是赶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这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课时，我们把教桌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躲在假山背后。我们自己认为这个锦妙计实在非常明；如果成功了，这位教员将无颜见人，非卷铺盖回家不可。然而我们班上了“叛徒”虽然只有几个人，他们想拍老师的，没有离开教室。这一来，大大长了老师的气焰，他知自己还有“群众”于是威风大振，把我们这一群不知天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阵，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得像发面馒。然而没有一个人掉泪。我以后每次想到这一件事，觉得很可以写我的“优胜纪略”中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如果当时就有那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创造了这两句号，那该有多么好呀！

谈到学习，我记得在三年之内，我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尖。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我们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岁，好像已经很成熟了，死记背，刻苦努力，天天皱着眉，不见笑容，也不同

叔父望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老，面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学，先向孔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在一个小学生里，他是一个大人，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竟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然变。“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一个六七岁的孩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经历者，实难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而且还能吃上；但是我宁愿再啃红粱饼就苦咸菜。这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只经过一次试就行了。而且试也非常简单，只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来了，于是定为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轶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