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理想主义。歌苓是个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读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她并不被弗洛伊德对人的悲观改变丝毫。对人的认识似乎更使她持她的理想主义。在她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彻底的反派，即便有她对他们也只是嫌恶或者可怜。苏轼的“不应有恨”在于歌苓还要加上“不屑有仇”在《第九个寡妇》中，她借多次对那一呼百应的大众仇恨表示大的纳闷。就像丁路德·金的一句著名的开场白：“我有一个梦想”在歌苓所有作品里你似乎都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无论她怎样向你展示人的无望，她的梦想都没有破灭过。善良的人大多是易的，正如歌苓，她会临其境地写像《第九个寡妇》这样发生在别人上的悲剧。善良也导致多情，多情的人自然会像歌苓这样，替别人去动情，为她的笔下人生动情，然后再让我们为她动情。

《第九个寡妇》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歌苓。小说中不再有形而上的痕迹，溢于字里行间的就是郁的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有一没有改变，就是小说仍然充满动。尽歌苓在每一小说中都想突破什么，但这一次的“摇一变”实在令我意外，或者说喜望外。从中我看到了她那淡泊的成熟。我对一个我和歌苓共同的朋友说：“歌苓是登峰造极了。”最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她语言上的变化。我不能想象这样又土又侉又生动的语言会于她的手笔，又被她运用得通灵传神，似乎给小说增添了一味辛辣但淳的调料，把整个作品变成一烈的味。歌苓那土气的文字使人在幽默鲜活的语言氛围里避过了被煽情的危险，以一平常心接受了一段悲凉的历史。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歌苓语言上的天分和她的个；她会冷不防冒一句某地方言，有时她也会静静地幽人一默或幽己一默，这样的个放到《第九个寡妇》的语调中，真是绝妙。

她是调动自己的官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沉被极其细腻的女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到多层次的满足。而她的声、光、、动作往往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电影人误认为她的小说是金量极的电影原材料，直到改编时才会到不解：怎么会这么难改编呢？改编《扶桑》就是个最好的例。其实《扶桑》那郁的彩和画面以及特十足的人都是假象；歌苓是一个有着发达的形而上思维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无论怎样立可视，呼之，其实是服务于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发现越是象的故事，歌苓越发投细腻的官染力，以官的染力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昵沟通，把读者带官佳境，不知觉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