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的松山主峰——子高地上。

山风嗖嗖，热汗顿消。一只大鸟在头顶上不祥地怪叫，令人蓦然一惊。

我意识到自己站在历史的入口处。这里还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尘封的历史殿堂。

在我脚下，岁月倒转，历史依然忠实地保存了那场战争的残局模样：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坍塌的地堡和阴险的枪孔，星罗棋布的单兵掩体和深深浅浅的弹坑。地堡和工事壁上，火焰喷射器留下的焦灼痕迹清晰可见。

我信步走着。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曾为松山的历史感到惊讶和困惑的话，那么现在我则被眼前这幅惨烈的战争图景和血染的历史丰碑所深深震撼。我感到我的思想，我的灵感，我的关于民族和战争的种种构思都一齐苏醒过来，贪婪地吸吮这来自历史深层的博大滋养。

一棵拦腰炸断的老松树居然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数了数，树身竟嵌满整整四十块锈迹斑斑的弹片。

在阵地一侧的低洼地，当年被人血腐蚀的黄土，如今依然寸草不生。

山川依旧，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数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坐在高高的废墟上沉思，听山间松涛怒吼，看峡谷云起云飞，体验着一种来自历史和大自然的古老神秘的沧桑氛围，心里渐渐涨起一片寂寞与孤独的潮水。

大垭口有座阵亡将士公墓，就是我曾经凭吊过的那座断碣残碑，现在已被重新修复。公墓历经风雨坎坷，已经面目全非。我拍下一张照片，勉强认出如下符号可资考证：

第克松之将士念

提

在地区公署保山，我按照史料指引，前往易逻池畔寻找怒江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不料公园管理人员矢口否认曾有此物存在。后经一位白髯老者指点，知道那碑碣早被破了，如今埋在××街××号楼下面做地基。我久久怅然。

我不知道历史有没有空白，但是我发现了一段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

报载：一九八三年，北京某学府招考近代史研究生，考生云集。试卷内有一生僻名词，叫“松山战役”众皆瞠目。只有一名云南考生近水楼台，指出松山位于云南某地，余下的内容便也答得似是而非。

我独自咀嚼着历史的坚果。

在我脚下的石缝里，绽开着一簇幽幽的日本兰。我摘下一朵慢慢地嗅着。这种兰花产地日本，叶墨墨，花瓣碎小，味奇香。开花时节，远近山林里都充溢着兰花淡淡的芬芳。据说这种花是一位爱花的日本军妓从那个东洋岛国带来松山的思乡物。如今，花的主人早已变为一抔黄土，它们却在这异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世世代代繁衍起来。

在我面前不远处，山坡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深浅不一的大土坑，这就是当年一举扭转整个战局的松山大爆破的遗址。史载：两坑相距三十米，径宽约六十米，深不测底。现在，史书记载的情形已不复存在，这两只巨穴默默地承受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落叶和浮尘正在慢慢填平它。远远望去，它们好像嵌在松山额头上的一双欲哭无泪的枯眼窝。

谁还记得它们曾经烜赫一时的辉煌战绩呢？

在我脚下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在我身前身后，怒江两岸幅员广大的土地上，至少掩埋着数以万计的中日两国士兵的骸骨。人民原本不需要战争，但是战争使平民变成士兵，使士兵变成仇敌。他们互相厮杀，然后拥抱在一起永恒地沉入大地母亲的胸膛。历史牢记着凯撒、成吉思汗、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名字（也许还有朱可夫元帅和巴顿将军），但是没有人记得士兵。

我想起一位诗人的话：

“历史是一首寂寞的歌，寂寞是永恒的歌唱。”

人原本来自大地，必将回归大地。万物皆然。

我在脚下的泥土里偶然踢出一只尚未爆炸的铜雷管。雷管锈迹斑斑，早已失去效力，但是铜壳上的日本文字依然可辨。它将我的思路引向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

日本官方统计：二次大战中，日本军人阵亡二百三十七万，平民死亡七十万，共三百余万人。但是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至少在三千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是日本死亡人数的十倍，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日本天皇裕仁，战后多次出访欧美，并在各种场合向欧美各国表示忏悔。但是日本天皇从未访问过中国，并且从未向这个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表示过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

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向我讲起一件事：八十年代初，日本某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其中一项是关于对本国历史的看法。测验结果表明，有百分之六十的年轻人为日本历史感到自豪。一个北九州的大学生坦率地告诉这位中国人，二次大战日本只有七千万人口，却占领了大半个亚洲，现在我们有一亿五千万人，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干出更伟大的事情来吗？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修正案”披露，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掩盖其侵略罪行的不光彩行为。一九八四年该案正式提交东京地方法院审理，一拖数年。一九八九年十月东京法院一审判决竟为其开脱罪责，世界舆论大哗。三岛由纪夫，小说家、诗人，日本当代最有才华和影响的作家之一。一九七0年，三岛由纪夫在日本首相官邸公开切腹自杀，企图以此煽动军队政变，达到重组军政府和恢复大日本帝国的目的。并留下遗言，让学生割下他的头颅，以祭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