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激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师生激动万分，奔走相告，集会庆祝，然后上街游行。人们从《开罗宣言》里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东北大学流亡历史始自“九·一八事变”凡十余载，受害最烈，对日本人仇恨亦最深。委员长《告国人书》发表，历史系三位男生辗转反侧，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历史系男生的行动好像一枚炸弹炸开了封闭的校园，人们压抑已久的爱国激情好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校园内天天集会，辩论，演讲，讨论，表态，经过十多天的酝酿议论，全校师生一致通过了《东大师生从军宣言》，决定集体从军，以实际行动响应领袖号召，打败日寇，光复中华。

这在后方抗战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东大师生的代表专程到重庆向国民政府递交决心书，蒋委员长亲自接见师生代表，勉励有加。他当场宣布：所有从军都将被送往印度，接受美国现代化装备，同日本人作战。

这则新闻见诸报端后无疑等于在后方学生中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短短几天内，学生从军的热潮便如钱塘大潮便在大后方涌现出来。所有后方城市的学校都沸腾起来，人们被英雄主义的激情和气氛所包围，所感动，所鼓舞，胜利前景和到印度去的浪漫想象又为实现这种爱国主义增添了催化剂，因此青年知识分子们再也不满足于清谈爱国，他们把理想变成现实，把激情化为行动，从而掀起了那个时代最壮丽也最昙花一现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的高xdx潮。

我的十七岁的父亲便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氛围裹挟下，怀着对印度和现代化武器的美妙憧憬作出去当兵的惊人决定的。

抗战期间，我祖父经营的裕华纱厂因为日本侵略几经搬迁，又遭飞机轰炸，元气大伤，因此老太爷同日本人简直简直不共戴天，其仇恨之深，甚于一般中国人。资本家对儿子寄予厚望，指望他们学而优则仕，将来子承父业振兴裕华。

无奈总有儿子不肯成器，将老太爷的良苦用心置于脑后。十二月末的一天，我父亲瞒着家里，同一群热血沸腾的同学一道赶到征兵站，兴高采烈地报了名。

父亲从军的消息在家里引起轩然大波。大发雷霆的老太爷险些被送进医院。老太爷喘过气来就拒绝再见我父亲，他拄着拐杖进了厂，然后整整一星期不肯回家。其实我祖父反对儿子当兵并不等于不爱国。老太爷有过许多支持抗战的义举，比如出资捐款，认购国债，购买飞机枪炮，等等。问题出在“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政策宣传，资本家不能又出钱又出人，何况枪炮打坏了可以再换，儿子打死了就没人继承家业。

我不愿意在这里喋喋不休地挑剔我的祖辈。我认为我的祖父是一位高尚的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资本家，他一生抵制日货，从不沽名钓誉，视官位如粪土。在他家里，任何人不许奢侈浪费，不许当官，不许加入党派，不许使用东洋制品。他一生不同日本人做生意，把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一直保持到战后许多年，直至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