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主任没有想到，她的喝斥让蒋副校长的里也冒了同样的光芒。蒋副校长再次把我的名字接过去，反复地念叨着“何风，何凤，何凤，何风…”我们都很少听到他说话，正如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一样。他总是坐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变得又尖又细，还带着嗡嗡的回音，让人听得心发慌。当他面对面朝我们念“何风、何凤”的时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浑圆的，有磁的，而且还是慈祥的。他用短的手指梳理着白的发，嘴里叨唠着，何凤、何风、何风、何凤…解决师生间的纠纷，就该是和风细雨嘛。你去吧，啊？

我、朱朱还有陶陶，慢吞吞地站起来，跟着他们三个人走掉了。我回看了一，可怜这丢下的满堂学生，谁再去理会他们呢？

我们三个学生坐下来，校方的三个大人却站在我们后边，活像那些港台剧里的保镖，背着手立在主人后，表情又张又警觉。记者们推让一阵，那个吃冰的女人就像电视台“跨越东方”的女主持×××，耸耸肩膀，再摊开两个掌，率先提了问。我这是第一次和记者面对面，觉得这些可怜的记者确实愚蠢得让人鬼冒火，翻来覆去就会问谁先动手？为什么动手？你觉得老师打学生对不对？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就只能莫测的沉默来。麦麦德说，对付沉默的办法就是沉默。于是我就闭着嘴不说话，都让了朱朱和陶陶去回答。

修为最肤浅。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吧？

任主任不自己的名单，但她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就说，叫班长也去。宋小豆伸手指了指朱朱，你去。任主任对朱朱推微笑来，还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她说，好吧，就你们两个去。见见记者，也长长见识。

任主任的睛已经炯炯发亮，她肯定认了我曾经和她撞过，也断定我会站在包京生一边对付她的小侄儿。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变成了严厉的喝斥：“何凤！何风！”我这两个字被咬牙重读的时候，就特别接近何风或者何锋。我不知为什么，我喜这样被人叫着。当时我真的很得意，我终于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还把这个可怜的五十岁女人急了。

我举起手过了一小会儿，宋小豆才咕哝了一声我的名字，用的英语也可能是汉语，反正发音都是相同的，都带着吃惊和疑惑。她说“何――凤――？”

记者们都在任主任办公室等着，几个人的年纪都小得可怜，男的是小白脸，女的结实得像树墩。我们去时，记者们正在打情骂俏，明明已经快到夏天了，一个男记者把手伸女记者的后背“吃冰”女的就嘎嘎直笑，回手抓住男的大使劲地拧。可怜的蒋副校长，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他拿涵养来，说记者同志们久等了，今天天气凉快，动一动正好。记者们倒是不惊不诧的样，自己拉了椅围过来，掏笔、本和窃听一样的录音机，很专业的样来。我注意看着那个吃冰的女记者，她拼命把腰仔下的一摞秋衣往里，结果成了踌躇满志的妇肚。

但蒋副校长也笑笑，把手一拦，说，宋老师，你也提个人选吧。宋小豆看都不看一陶陶，就念两个字：陶陶。

任主任把一只脚放在我椅下边的横梁上不停地抖，就像麻将桌上苦撑危局的输家。我妈妈搓麻将最讨厌这人，把他（她）们的颤抖一概痛斥为“爪疯”我就知任主任快不行了，但她还想稳住我，稳住我，她就能和蒋副校长打了个平手。我已经看苗了，蒋副校长要重办她的侄儿，敲山震虎。而她在负隅顽抗，退不得，退一步就山崩地裂。我不知他们之间有什么狗的恩恩怨怨，我坐在那儿只是觉得十二万分的焦躁。我冷看着他们

任主任已经用纸杯给他们泡了茶，蒋副校长又再次给他们斟满了纯净。宋小豆依然昂着，看看记者又看看我们，严肃地用英语咕哝了一句，自己翻来，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看着记者，你们随便问。再看看我们，你们也随便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