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比作退落滞留海滩上的石。我们偶然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相聚时搬来观赏玩。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我把我家的“石”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几个文字而已。钟书到惭愧。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兴说：“无官一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兴。

可是她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差，在我都是牵心挂的离别。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版社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版社立即用繁字排印。钟书兴说：“《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换。”

钟书对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的会议，一次是和国学术代表团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也说得漂亮。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