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看”到徐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知识分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人，分散三。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到书店去买了书，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确的图。能图模型，注铁。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那么大的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说废话，他们都是。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去吃馆，在城里一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菜。上随便什么馆，他总能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看到全，又从中选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闹，还有新上场的。

自从她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半叫醒我。”于是倒就睡。到了四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看”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他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皂和大量当地产的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吃馆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前的戏或故事。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而分的工作是终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边了。

我们吃馆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搬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也方便了。钟书是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一件“大哈”呢。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