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说，"问小俞的母亲。她就在楼下，正在为这幢楼里所有逃婚的女人弄中饭呢。"

所以这时我才明白，整幢房子是地下室，住满了女人和孩子。你想象得出吗？我又害怕又兴奋。我兴奋的是和这幢屋子里的九个女人在一起，她们都曾有过可怕的婚姻，而现在不必再服从她们的丈夫和婆婆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小俞的母亲还在做饭。大家都叫她小俞妈。看看她的样子，你想不到这个正在煎鱼和炒苦瓜的小女人，竟会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那时，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再公开穿制服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共产党，不是疯了，就是死路一条。

其他女人都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来吃中饭了。一个在做法语家庭教师，另一个在鞋厂做工，还有一个做扫帚在大街上卖。她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实际上她们就和你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人一样。

所以没人跟我说，"我是个共产党，你呢？"但你从她们谈论的事情上可以听出。比方，当我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小俞妈就对我说了："我希望吃苦瓜不会太为难你吧。我自己不经常吃，但吃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有东西吃够满足了。"她笑了，花生和另外几位女人也笑了。

她们全都喜欢吃苦瓜。不是喜欢它的味道，而是喜欢与它有关的话题。"噢，你还没吃过苦呢，"有个女人说，"冬天只靠一块煤砖取暖做饭，那才叫苦呢。"另一个就说了："这苦瓜比我从前给大户人家当奴隶的滋味可要甜得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喜欢苦瓜，不光以前，后来，还是现在。我不想当一个革命家。但如果她们要我当，我也会当的。要是吃苦瓜就能离婚，我宁可天天吃苦瓜，顿顿吃苦瓜。要是改变整个世界就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会干的。我觉得这屋子里的女人对生活的看法也和我差不多。

吃完简单的中饭后，她们七嘴八舌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尽管她们是陌生人，我却把一切全讲给她们听了，我讲到了文福的家庭，我的家庭，也讲到现在文福把一切捏在自己手中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么，他是不会轻易同意离婚的。"坐在桌边的一个妇女说，"我也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我丈夫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因为放我走就等于放弃我家的财产。"

"你儿子怎么样？你想让他和你在一起吗？"小俞的母亲说。

"当然想。我丈夫对我们的儿子一点也不关心，只是把他作为阻挠我离婚的工具。"

"钱呢？"另一位说，"你有自己的私房钱吗？"

"还有一点点陪嫁钱，只够供日常开支。"

"别忘了你的首饰，"花生说，"你结婚时不是有两只金手镯吗——还在手头吗？"

我点点头，"还有两条项链，两对耳环，一只戒指。"

"你丈夫在外面有相好的女人吗？"小俞的母亲问。

"多着哩！"我说，"他就像一条狗，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个接一个。"

"可有没有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经常和他来往的？"坐在桌边的那个妇女问，"有时姘头会强迫男人离开原先的太太的，要是他对那个女人的欲望特别强的话。"她苦笑了一下。

"他对谁都不会特别感兴趣。"我说，"以前，他的习惯是找一个女人，玩几星期，然后就把她抛了。现在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屋子里，他自己的父母亲也在。那么多眼睛盯着他，所以他不再把脏女人带到家里来了。我就不知道他去找谁了。"

"那么你呢？你有相好吗？"一个前排牙齿都掉了的女人问。

"当然没有！"我生气地说，"是我丈夫道德败坏，不是我！你怎么会这么想…"说着我慌张起来了，然后又为我的慌张而感到难为情。当然，因为想到了吉米·路易。我们不是情人，但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肯定是情人才会有的秘密的感情，害羞和保护这种害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