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每年都要发大，"胡兰说，"总要淹掉一，但有一年，洪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涌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的粱饼。也找不到清把饼蒸得一，我们就这么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给男孩，剩下一半再给女孩。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哭得好伤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厉害啊——为了啃一块小小的粱饼，我的牙都绷断了。"

开我以为胡兰怀了，还要保密。我知她很想要个孩，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他们一走，胡兰就担起心来，听各各样的小消息。一天她说，"听说日本又要对重庆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或许昆明也要遭殃呢。"说完，她开始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郊区，献自己的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汉人的祖国的号，而且还鼓掌呼。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我肯定这一。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饿死。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抛去喂狗。谁会说这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值不值得为这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你会想，胡兰想起自己吃粱饼的往事，会在那个要饭姑娘的碗里放几个币，或给她一吃的，我就是这么的。我不是说我每次都这样。可胡兰一次也没布施过。相反，她把更多的东西往自己嘴里。她的重在增加，就像一个人把金或现钱存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样。所以我说胡兰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本来很大方。可现在，看到别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过去，想到有一天她还会变成那样。

我丈夫离开前，嘘他的任务重要得很，发展无线电通讯，这样日本飞机来之前空军和陆军就都知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空军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给这个老是在撒谎的人呢？我很兴他走了。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国到重庆去了。家国说他们去训练前来保卫新首都的军人。他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家，可能要两三个月。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吗老盯着我？就像一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儿没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吃麻辣豆腐或带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吃这东西"。相反，她喜看每天成群结队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看他们饿的样，他们瘦得包骨，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