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篱之内的院，薄薄的泥层下面尽是岩石，只能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却不能树木。竹篱之外，坡岩起伏，尽是荒郊。因此这小屋赤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远望来，正像一个亭。我长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个亭长。这地离街约有里许，小径迂回，不易寻找，来客极稀。杜诗“幽栖地僻经过少”一句，这室可以受之无愧。风雨之日，泥泞载途，狗也懒得走过，环境荒凉更甚。这些日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还觉得可怕。

1946年夏于重庆。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几天，我把这鹅送给住在小龙坎的朋友人家。送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觉。这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凡属血气，皆有共。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就好比为一个永决的朋友立传，写照。

自从这小屋落成之后，我就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即居生活。我对外间绝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里，这幸福就伴着一苦闷─—岑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里豆，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那么雪白的颜，那么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举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分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擎着琥珀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这鹅的旧主人姓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

鹅，不拘它如何傲，我们始终要养它，直到房卖脱为止。因为它对我们，质上和神上都有供献。使主母和主人都喜它。质上的供献，是生。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了。家里的小孩更兴奋，站在它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大踏步走屋里去，大声叫开饭。这时候孩们把地捡起，藏在背后拿屋来，说是怕鹅看见了要生气。鹅真是大，有的四倍呢！主母的篓内积得多了，就拿来制盐，炖一个盐鹅，一家人吃不了！工友上街买菜回来说：“今天菜市上有卖鹅的，要四百元一个，我们的鹅每天挣四百元，一个月挣一万二，比我们工的还好呢，哈哈，哈哈。”我们也陪他一个“哈哈，哈哈。”望望那鹅，它正吃饱了饭，昂凸肚地，在院里跨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了。但我觉得，比吃鹅更好的，还是它的神的贡献。因为我们这屋实在太简陋，环境实在太荒凉，生活实在太岑寂了。赖有这一只白鹅，缀院，增加生气，我寂寥。

且说我这屋，真是简陋极了：篱笆之内，地二十方丈，屋所占的只六方丈。这六方丈上，建着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一间，前室特别大些，约有一方丈半弱，算是堂兼客堂；后室就只有半方丈，比公共汽车还小，作为家人的卧室。西边一间，平均划分为二，算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也平均划分为二，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我的书房兼卧房。三年以来，我坐卧写作，都在这一方丈内。归熙甫《项脊轩记》中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说：“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我只有想起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满足。我的屋虽不上漏，可是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九钟以后，东墙上炙手可，室内好比开放了汀。这时候反教人希望警报，可到六七丈的地下室去凉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