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他的声音，好象一细鱼刺似的横在了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成很长很亮的，没有人声。城亡了，民族的也都变成了木。

另外请来一位西医，详细的给钱先生检查过，钱先生的病是："上的伤没有致命的地方，可以治好；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也许一时不能恢复原状；他也许忘了以前一切的事，也许还能有记忆；他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象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里颤起来。

金三爷，李四爷，陈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了城，去埋葬钱太太。看家的还是四大妈。瑞宣来到，她叫他招呼着钱先生，她照应着少。

糊里糊涂的，他从嗓里挤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四位先生又僵在了那里。

大家又楞住了。他们都在猜想：校长也许是真病了，也许不是。和学生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到家里，谁也没理，他连鞋也没脱，便倒在床上。他的脑中已是空的，只有一些好象可以看得见的白的丝在很快的转。他用力的闭着。脑中的丝好似转疲了，渐渐的减低速度。单独的，不相关联的，忽现忽没的观念，象小星星似的，开始由那团丝中往起。他没有能力使它们集合到一，他觉得烦躁。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象踩在棉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他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象是石刻的。一辣味儿堵住他的嗓，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眶里转。

他应当安他们，但是怎样安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学生们的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安。可是，他说不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失望的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坎，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象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了一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象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天不举行开学式；一打铃，诸位老师上班就是了；和学生们谈一谈就行了，明天再上课——啊，再上课。"

他忽然坐起来。仿佛象万筒受了震动似的，他的脑中忽然结成一朵小——"这就是国吧？"他问自己。问完，他自己低声的笑起来。他脑中的朵又变了："国是一情所激发来的崇的行动！光是想一想，说一说，有什么用呢？"

教务主任很愿再说些什么，使大家心中痛快一些，可是他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摸了摸扁脸，他中着没有字的声音，搭讪着走去。

各线的战事消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的男女，也开始见到日本的军用票。用不着看报，每逢看见街上的成群的日本男女，瑞宣就知我们又打了个败仗。上海的战事，不错，还足以教他兴奋。可是，谁也能看来，上海的战事并没有多少希望，假若其余的各线都吃败仗。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险与南方的新军上。他知北方的军队组织与武是无法和日本兵较量的，所以他希望以天险补救兵力与武的缺陷。可是，天险一个个的好象纸糊的山与关，很快的相继陷落。每逢这些地方陷落，他的心中就好象被利刃刺一次。他所知的一地理是历史的附属。由历史中，他记得山海关，娘关，喜峰，雁门关。他没到过这些地方，不晓得它们到底"险"到甚么程度。他只觉得这些好听的地名给他一些安全之——有它们便有中国历史的安全。可是，这些地方都并不足以阻挡住敌人。在惶惑不安之中，他觉得历史仿佛是个最会说谎的骗，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国家中的一切

一声没，他又跟到钱家去。服侍钱先生，现在，变成他的最有意义，最足以遮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