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忘了什么，…好象是手帕。…也许什么也没有忘，您让我坐一会儿吧。…”

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跟前。“请你也坐下。”他说。我坐下。坐了两分钟，他盯着我，忽然笑了笑，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接着他站起来，紧紧地抱我，吻我。…

“你要记住，”他说“我第二次怎样到你这里来的。喂，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初次用“你”字称呼我。说完，他就走了。我心想：“明天呀…”

事情果真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第二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我在最近的几天一直没有出过门，所以一点也没有听人说起过。每年这一天他家里有许多宾客，全城都聚集到那里。这一次也是宾客满堂。就这样，吃过饭以后他走到屋子中央，手里拿着一张纸——给上级长官的正式呈文。因为既然他的上级长官全在那里，所以他就当场对全体宾客朗读了那张呈文，里面把他的犯罪的情节详细写了下来：“我要把自己当作一个魔怪那样逐出人群，因为上帝降临到了我的身上，”他结束这纸呈文时说“我甘愿受苦！”他当时把保存了十四年，自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犯罪的东西拿出来全摆在桌子上：他为了脱卸嫌疑而偷走的被害人的金器，从她脖颈上摘下来，上面嵌着她未婚夫的肖像的金像章，十字架，还有一本日记，两封信：未婚夫写给她告诉他自己快要回来的信，和她的复信，——她刚开始写，还没有写完，放在桌上预备第二天再寄的。他把这两封信都拿走了，为了什么？他为什么把这信保存了十四年而不把它们作为罪证加以销毁？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十分惊讶，而且害怕，谁也不愿意相信，虽然大家带着异常的好奇听完了一切，但却都把他当作病人说的胡话，而且几天以后大家都断然肯定这不幸的人是发了疯。上级和法院方面不能不侦查这案件，但是不久就停止了：虽然物件和信札大有考虑的余地，但仍然认为，即使证件是确实的，也不能单单根据这些证件决定提出控诉。此外，他既是她的朋友，那么就是那些东西也有可能是她亲自给他，或者托他代为保存的。其实我听说经过被害人的许多朋友和亲属鉴定，那些东西确属于她，并无疑问。但这件案子却仍旧注定是永远得不到澄清的了。过了五天以后，大家得知这个受痛苦的人得了病，有性命之忧。他得了什么病，——我说不清，听说是心律失调，但后来又听说，由于他的夫人坚持，几位医生会诊了他的精神状态，得出的结论是确有疯狂的征兆。虽然大家纷纷跑来向我探听，我一点也没有敢泄露，但当我想要见见他的时候，却很长时期遭到别人，尤其是他的夫人的禁止。“这是您把他弄得情绪失常的，”她对我说“他以前已经十分阴郁，最近一年来大家全看出他特别烦躁不安，还常有奇怪的举动，恰巧又加上您，就把他给害苦了；那全是您向他传道的结果，他整整有一个月没有离开您左右。”真没办法，不但是他的夫人，甚至全城的人都攻击我，责备我：“这全是您弄出来的。”——他们说。我沉默不响，心里却很喜欢，因为看出其中显然反映了上帝对那反抗自身、惩罚自己的人所施的恩惠。至于说他发了疯，我是决不能相信的。后来他们总算允许我去见他了，因为他自己坚决要求见我，以便和我作别。我一走进去，就看出他不但活不上几天，连还能活几个钟头也屈指可数了。他很衰弱，脸色焦黄，手哆嗦着，呼吸困难，但是神态既和蔼又快乐。

“做到了，”他对我说“我早就渴望见到你。你为什么不来？”

我没有对他说人家不许我见他。

“上帝怜悯我，召唤我去。我知道我就要死了，但是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了快乐和平静。我刚刚履行了应做的事，心灵里就立刻出现了天堂。我现在已经敢去爱我的孩子们，吻他们了。他们不相信我，谁也不肯相信，无论是妻子和我的审判官都不相信。孩子们也永远不会相信。我看出这里面有上帝赐给我的孩子们的恩惠。我死后，我的名字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污点的。现在我已经预感到上帝，心象在天堂上似的快乐，…我尽了我的义务。…”

他说不出话来了，喘着气，热烈地握我的手，一团火似的望着我。我们谈得不久，他的夫人不断进来张望。但是他还是抓紧时间悄悄对我谈了要说的话：

“你记不记得，我在半夜里，第二次到你家去的情形？还嘱咐你记住，有没有？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去的？我是去杀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