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20）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然而人岂真能如家所说的那样恬淡；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同声，称之曰傻。对于“锲而不舍”（21）的人们也一样。

《韩非》说赛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苗在于捧“自求多福”（18）之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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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与断

孩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三最先与最后

十二月十日。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类萃的婴儿，不如断，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的反抗，少有敢单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比我们利的欧人，战未必比我们利的匈蒙古满洲人，都如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有贪图金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土；殊不料愈壅愈，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智识超而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就万万不要动！…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19）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世金鍼了。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22），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竟捧得河比屋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