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庶乎其可。”

（6）《“两个桃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他于法律的不可恃，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他的保护文言，内骨也不过是这样。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4）《梁父》亦作《梁甫》，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7）“睚眦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五月二十四日。

（9）一九二六年夏之，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3）《晏秋》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8）“动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文艺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5）“每下愈况”语见《庄·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