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员政治指导员索科洛夫已经盘问起他来了：“你从哪里知道中国话的？”丘平回答说：只知道这两个词。“你没有在中东铁路工作过吗？”（在国外工作——这马上就是一种深重罪孽！）派了行动人员和坐探盯着他，没有打听出什么来。为了自己安宁起见还是依照五十八条一10把他关押起来：——

不相信情报局的战报；——

说德国人的技术装备多。

（好像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

不打在额上，就打在头上！…军法论处。枪决！祖国的生活本来就已经使切博塔廖夫感到万分厌恶，所以他没有提出免罪减刑的请求。但国家却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给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带笼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劳改营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层板铺的僻角里轻声问他：“你叫什么？”“阿夫托诺姆-华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么区？…哪个村苏维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听到：“你全是撒谎。我同阿夫托诺姆-丘平在一个机车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样。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证件？”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水下的锚会割破逃犯的肚子！一个小说家要是想出这样的会见来，怎会使人相信呀！在那个时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别害怕，我不会上教父那里去告发，我不是恶狗！”他就紧紧握了下这个善心人的手。

就这样，切博塔廖夫作为丘争取满了第二个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劳改营是特别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图拉一38、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亚宾斯克一40，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个。他们从事分离铀和镭矿的工作，工程是根据库尔恰托夫的计划进行的，工地主任特卡钦科中将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领导。每季度都要从犯人取得“不泄露机密”的具结。但这还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满释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获释者”送到了科雷马！只是在那里才把他们解除了看押，并宣布为特别危险的特殊人员——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原子弹！（啊，这一切怎写得完呢？须知这需要写许多章呀！）这样的人有几万名，分散在科雷马各处！（翻翻宪法吧！翻翻各种法典吧！——关于特殊人员那里写着些什么？）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