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来。他从劳改营逃离的事实本身是很简单的：他跑着步推倒了朽烂的栅栏，跨了过去。但后来在多沼泽的森林中（脚上穿的是树皮鞋）长时间光靠采食浆果为生。有一次他从村庄里把一头牛赶进森林宰了。吃足了牛肉，还用牛皮给自己缝了一双鞋。另一次，他在一个农民那里偷走了一件羊皮袄（居民以敌视态度对待逃犯，而逃犯也不由自主地成了居民的敌人）。在人多的地方，勒-斯把自己说成是遗失了证件的应征入伍的拉脱维亚人。虽然在这一年还没有取消普遍检查通行证制度，他却得以在他不熟悉的列宁格勒一声不吭走到了华沙车站，还沿线路走了四公里，然后在那里坐上了火车（但有一点勒一斯是深信不疑的：在拉脱维亚人们将毫无顾虑地把他衣起来。这就使他的逃跑具有意义）。

像勒一斯这样的逃跑需要有农民的健壮、牛劲和敏捷。一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个因讲笑话而被判五年徒刑的老人，是否能逃跑呢？原来也是能够的，如果留在自己的劳改营里（一个位于莫斯科与高尔基市之间的、从四一年起制造炮弹的关押老弱生活犯的小劳改营）必死无疑的话。五年本来是个“幼儿园的刑期”但如果赶去上工而不给吃饭的话，这个讲笑话者就是五个月也受不了。这种逃跑是挺而走险的举动，是一刹那间的冲动，再过半分钟就没有理性也没有力量去干这种事了。一列班车开进了劳改营，装上了炮弹。一个押运队的中士在火车旁走着，离他几节车厢的地方走着一个铁路工人：中士推开每节红皮车厢的车门，确信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以后，再把车门推上，而铁路工人则跟着打铅封。我们这个惹祸的饿坏了的衰弱不堪的讲笑话者（一切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他的姓名没有保留下来。）在走过去的中士背后和正在走过来的铁路工人前面纵身往车厢跳去，他好不容易攀登上去，好不容易无声无息地推开车门，这没有盘算好，这一定得暴露，他已经在后悔了。他隐蔽起来，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现在中士就会回来，用靴子踢他，现在铁路工人就会叫喊起来，听，已经有人触动车门了——而这是在打铅封！…（我暗自这样想：说不定铁路工人是个好心人呢？看见了——却装作没有看见？…司列车驶出营区。列车开往前线。逃犯没有作好准备，他身边一块面包也没有，三昼夜内他谅必就要死在这间自愿关进去的运动着的隔离室里，他不会到达前线，而且他也不需要前线。怎么办呢？现在怎样逃命呢？他看到，炮弹箱子箍着铁带。他赤手空拳地把铁带弄了下来，并在没有堆着箱子的空地方锯割车厢的地板。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吗？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吗？被发现、逮住就是可能的吗？箱子上还捆着用于搬运的麻绳套环，他把麻绳割下来，编结成类似的但长一些的套环，把它们系好，使它们悬在车厢下割开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为了讲一个小笑话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不等到达车站，就在行驶中小心翼翼地钻到孔下，双脚放在一个套环里（朝着车尾），肩膀放在另一个里。火车行驶着，逃犯悬挂着，摇晃着。火车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决心，松开双脚，脚拖在地上，把他整个拉了下来。玩命的马戏团节目——但电报可能赶上火车，他们可能搜索车厢，因为这时营区里一定发现他失踪了。不要弯身，不要撅起，他紧贴着枕木。他闭上了眼睛，准备丧命。最后几节车厢加速拍击着驶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一片可喜可亲的寂静。逃犯睁开眼睛，翻过身来：只见驶去的火车闪着红色尾灯！自由！

可是这还并没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钞票，身上穿的是劳改营的破烂衣服，他还是注定要完蛋。浑身浮肿，衣衫褴褛，他勉强挣扎到了车站，在那里他混进列宁格勒开来的一列车人里：撤退出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搀扶出来，在车站上给热的饭菜吃。但是这也可能还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车里找到了一个垂死的旧友，拿走了他的证件，而朋友过去的种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们大家被运送到了萨拉托夫附近，于是有好几年，直到战后年代，他就生活在那里，在一个养禽场干活。后来他非常想念女儿，便出发去寻找她。他在纳尔契克、在阿尔马维尔都找过她，终于在乌日戈罗德找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女儿已经嫁给一个边防军人。她认为父亲已经平安归天，所以现在怀着又恐惧又厌恶的心情听他讲述。她虽然已经完全笃守公民资职，但还是保留了亲属观念的可耻残余，所以没有检举父亲，只是把他赶出了大门。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从一个城市流狼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在巴库他吸足了某种阿纳沙“被急救车收进医院，在昏迷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过来又说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医院是我们的苏维埃医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进行治疗的，于是就叫来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同志——这样，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后过了十年，老头儿又得到了二十五年（这就给了他幸运的机会在监室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现在才能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