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通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迫，对刑移民和行政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下齐步走…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张而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但是某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心地但后果险恶地了力。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不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行消灭”）。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制，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线”了吗？（第一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三个月内把犯人的力榨的著名的论。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院仓库里的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匠和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式样观的鞋和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款归它所有，但是买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队，甚至在里乌波尔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行贩运武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可是不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备那完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行开发和死亡。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他为什么需要这样）。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完了，为了表示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思想还在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本就没有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品的再分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等级表。其实他是从斯基人那里学来的：用一吊着一条鱼的杆，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明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