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上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I］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帅-一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合议”只占一分钟出去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合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相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合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杰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