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