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狼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一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立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瑟尔堡要塞老囚犯们（诺沃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胧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凶手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难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