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果真了一件事，我这才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我的屋，声说：“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①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这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事了，”我轻声地说。

我摇了摇，从冯西德尔的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的双脚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衣机。他就用这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究竟了什么事？”他问。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您回答！您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被人家着低声而又抵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就真的事了；冯西德尔一栽倒在地，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皂吧。

我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我一就看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走到他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十三电话，但是我的一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倪诚恩译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第二周内增至十三。有一件事使我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每当冯西德尔走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声答：“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门一一视察，愉快地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我的屋，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呼“一定照办！”

肖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版社1980年初版

布罗舍克吐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衣机上解开。

诸如他上帽，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发颤——扣上大衣扣，吻他妻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的玫瑰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黑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的玫瑰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所以我收到了一家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