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并不明白，这就叫事非经过不知难。因为市长不管判决的事，黎明管这事，黎明知道个中的疑难。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破产了，又无还债能力，这种债务只有黄了，债权人只能认倒霉了。对数千名职工来讲，企业破产了，只能照有关破产法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以后的生计只能是找市场了，这就是市场经济，政府对这事没有责任的，责任都在企业里面。然而，若是敢这样判决，那等于火上浇油，正群情愤怒的六七千名职工，要比一两百人的债权人厉害多了。要讲稳定嘛，还真不能加快推进破产的法律程序，怎么办？黎明在思索面前的难题。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不激化矛盾的方法，不能引起骚乱，别叫当事人成群结队上访说事，上下奔波聚集政治中心游说打标语横幅乱发传单…这是上级对每一家执法机关的要求。本来，作为审判案件的法院，只要依法办案就是恪守神圣的职责了。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需考虑法律以外的东西，他们的天职是忠实于法律的概念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可是，对于院长黎明，他不能这样单纯，这么简单。他的眼睛必须看到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他的大脑必须想到，怎样办案，怎样判决方能使社会相对稳定，矛盾相对淡化。这一点，是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所不同的。这是国情使然，也是黎明与他的同仁的使命。这是任何一部法律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内容，也许它就是无法写进教科书中的另类理论。黎明懂得，这叫中国特色，懂得这种特色并把握这种特色，那是只能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历练成就的，没有实践的经验与必有的悟性，是很难把握准这种执法的理念与方法的。面对六七千名产业工人的生计问题、利益得失，黎明是慎之又慎的。这是一个团队，不只是一个个的人。尽管内衣厂已到山穷水尽寿终正寝之时，但是在它尚未盖棺论定之时，几千名职工还是抱有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冀出现奇迹，东山再起。也许，六七千名职工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市场经济的走势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能够逆转的。但是，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下破落的内衣厂仅剩的家底家产，是无法打发这么多“嗷嗷待哺”的职工的，更别提那些还在咄咄逼人的债权人了。这六七千名职工，就会在拿不到该拿的安置费用时怒气冲冲，把个省城弄得地动山摇，到那时哪里还谈得上稳定。

黎明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就没有遵照栗市长的意图行事，反而，他要放慢对内衣厂破产程序的推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火气都会在其中获得损耗和缓冲，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又为政府一方挤出搜肠刮肚寻觅稍好一点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时间。当然，这只是治标，仅仅是对一个内衣厂破产的事情。使黎明更为警觉的是，近来不如意的事情何以增多，无论是山区小城工头老板百分之百地换老婆包二奶养小蜜；还是官员使用权力强xx圣洁的法律，以权代法，故意将案办错，以达到为己目的；还是以权阻法，设置障碍，使判决的案子无法执行；还是眼前的内衣厂破产，一家本来上好的企业，却被以权谋私的人榨干了“油水”倒腾得要破产了，个中卑劣行为、舞弊的勾当肯定举不胜举。倘若诸如此类的弊端得不到解决，神圣的法院则愈来愈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么多虽不属法官职责范畴的事端，最后却要法院去承担它的责任。黎明面对许多不尽如人意、许多道德沦丧、许多丧失天良的现实，他冥思苦想，这是为什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索，他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人们缺了德行。人们何以缺德？缺德症何以如此严重？他想对此追踪探究，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疑难杂症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