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王吉任谏大夫，他又给皇帝上奏书道：　“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并不是世代都有的，公卿等官有幸身逢其时。却没有建立万代的长远计策，帮助圣明君主达到三代那样兴盛的人。他们的任务衹是靠官署文书来判决官司听取诉讼而已，这不是天下太平的根本所在。现在庸俗的官吏所用来统治百姓的，没有可以世代通行的礼义条文，就用自己的想法去附会，各自图一时的安定。因此狡诈虚伪便萌发，刑罚没有边际，朴实日益消失，恩爱逐渐淡薄。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这不是空话。愿同大臣一起选拔儒生，继承旧时礼仪，彰明王者的制度，督促一代的百姓，达到仁爱长寿的境地，这样民俗又怎么不如成王康王？长寿又怎么不及高宗呢？”皇上没有采纳他的话，王吉就称有病而辞官。

到成帝的时候，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议者认为这很吉祥。刘向根据这个情况就劝说成帝道：“应当兴建辟雍，设立庠序，陈设礼乐，使雅颂之声盛隆，使揖让的礼仪盛行，用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还没有形成天下太平，还从没有过。有人说，礼不能都齐备。礼是以教育人为根本的，即使有过错，这些过错也还是教育人。刑罚的错误，有的就让人或死或伤。如今的刑法，不是皋陶时候的法令了，有关部门制定法令，说删就删，说增就增，衹是为了援助常世的要事。至于增设礼乐，就说不敢，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教育人。为了俎豆这样的礼器和管弦这样的乐器没有齐备，因此就绝对不去做，这是放弃没有齐备的一点小东西而结果成了大部分都不具备的局面，没有比这更亏的了：用教化和刑法相比较，刑法比较轻微，这是抛开重要的东西而去急着处理轻微的东西。况且教化是依靠它来治理国家的，刑法是用来辅助治理的。现在抛弃应该依赖的而惟独建立衹是用来起辅助作用的东西，这不是达到天下太乎的方法。从京师有违抗不孝顺的子孙到那些遭受大辟杀戮之刑的入不断，这是由于不通晓仁、义、礼、智、信五常的道理的缘故。汉朝继承了周朝千年的衰败，残暴秦朝的遗留弊端，百姓逐渐染上坏习俗，贪婪险恶，不懂道理，不告诉他们教化，衹用刑罚来约束他们，民俗始终不会改正。所以说：　‘用礼乐来引导百姓，他们就会和睦。，原先，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时，遭到齐地、鲁地读书人的非议，但最后还是成为汉朝儒生的宗师，功业流传后代，成为法典。”成帝就把刘向的话交给公卿讨论，正好刘向病逝，丞相大司空就请求皇上设立辟雍。巡视长安城的南边，确定位置的表还没有制作好，成帝就驾崩，群臣就引用这件事来为他确定谧号。

等到王莽称号为宰衡，想迷惑众人，就兴建辟雍，因此而篡夺了帝位，国内人开始反叛他。世祖光武帝受天命使衰落的汉朝重新兴盛，他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把国都改定在洛阳。在位三十年，四夷臣服，百姓家家富足，政治教化清明，于是建立了明堂、辟雍。显宗即位，亲自主持礼仪，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在辟雍奉养三老五更，礼仪细节既多又完美。但道德教化没有广泛传播，是因为礼乐没有具备，群臣百姓没有可述说的，而且庠序还没有设立。孔子说：“比如造山，还差一匮之上，却停止不干了，我也不再去教谕他了。”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节仪式，和律令一同记绿着，被法官所收藏，但法家又没有再传下来。汉朝的典籍就再也不加着录，百姓臣子也不再提及。还有叔孙通去世之后，河问献王选取一些礼乐旧事，慢慢加以增加辑录，达到五百多篇。现在的学者却不能彰明，衹是向天子推荐《士礼》，所说的道理又多有错误，因此君臣长幼相处的规则渐渐模糊。

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它可以使百姓的思想变好。它感动人的力量深厚，转变风气转换习俗容易，因此先王就标举它的教化作用。

人有感情、思想和智慧的本性，却没有哀乐　喜怒的常态，有感应就有活动，然后思想和心计　就形成了。因此细微蹙急的乐声响起来，人就思　想忧虑；舒徐和缓的音乐兴起，人就高兴；高亢　激扬的音乐兴起，人就意志坚强；正直纯洁的音　乐兴起，人就肃然起敬；宽广流畅的音乐兴起，　人就仁慈爱人；淫邪散乱的音乐兴起，人就邪　恶。先王为这种混乱感到耻辱，就制定了雅颂之　乐，本着人的情性，考察音乐的限度，根据礼节　仪式进行制作，配合阴阳之气的调和，引导五常　的行动，使它外露而不离散，隐藏而不凝滞，刚　气不怒，柔气不慑，阴阳刚柔四者通畅，汇合在　身中，而散发在身外，阴阳都能安于自己的位置　而不发生冲撞，这足以感动人的良心，不使邪气　侵入，这是先王设立乐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