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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诫(8/10)

神兵以闪电一般地速度扫荡消灭贼兵,取得了封户刻石的丰功伟绩,面向南方报效了皇上对你的恩德,你的威信名声震动当世,声誉传扬于普天之下,既使是商汤周武王所建的功绩也没法与将军你相比啊。现在将军你立下了无法赏赐的战功,具有极高极美的德行,可你却面向北方事奉昏庸无能的主上,靠什么来求得安全呢?”皇甫嵩说:“我早晚都在为国家的公事操劳,内心中时刻没有忘记效忠皇上,因为什么会不安全呢?”阎忠说:“不是这样,我认为:[《记》中说有一位母亲给他的儿子治突起的头疮时,把儿子的头弄破流出了血,看到的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母亲太疼爱他的儿子造成的。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继母那里,那么她就会受到别人的责备,认为她是故意虐待养子。同样情况的一件事情,由于旁观者所站的角度不同而使得他们认识也不一样。当今朝廷的政绩衰败不堪,王室中经常出现变故,皇甫将军处在继母一样的位置,负有功高震主的威势,既使你怀有耿耿的忠心,恐怕别人却不能真正地理解你。我私下里替皇甫将军的安危担心啊!况且我听说,一个人一旦具有很高的权势地位就有涵容邪恶诈伪的可能,这样就算他是像伯夷一样的好人,也会被别人误会猜疑。假如说一个人处于不会被人误会猜忌的位置,那么既使他是象盗贼一样的坏蛋,也会被别人信任。现在你拥有百万人马的军队,如此大的权势足以为非做歹,你手中掌握着可以涵容邪恶诈伪的大权,这样就处于被别人猜疑的位置,尽管你竭尽全力效忠天子,但别人能够正确地理解你吗?这正是田单脱去外衣而被误解遭猜忌的原因所在啊,希望将军你能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件事。”阎忠给皇甫嵩讲了不少这类的事例,为的是改变他的想法。阎忠接下来又引用韩信的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皇甫将军这个人是始终不能抛弃效忠皇上这一念头的,这便是阎忠劝说皇甫嵩没有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前的韩信因为刘邦给过他象一顿饭那样小的恩惠,他便放弃了三分天下,自立一方为王的大业,直到坚锐的刀剑刺向他的咽喉时,他才开始悔恨慨叹。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正是机遇错过和谋划失误所导致的。当今,皇上的势力要比刘邦和项羽弱小得多,将军你的权力要比淮阴昏韩信强大得多,你只要一发布命令足可以使得风起云涌,你怒吼一声足可以使得雷鸣电闪。将军你一旦盛怒奋发而起事,趁着衰微的局势来攻击将要崩塌的朝廷,推崇自己的恩德来安抚那些先来归附你的诸侯,奋发武力来管制那些新近臣服你的诸候。招集冀州地方的士人,发动全国上下的民众;先发布羽书檄文,后开发大军人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漳河,在孟津给战马饮水。诛杀掉有罪的宦官,为人们清除多年的积怨和不满。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切,那么既使是小孩子也可以使得他们挥舞拳头,奋发为你出力。既使是女子也可以使得她们提起衣角为你效命,更何况是激厉熊黑一样英勇的士卒,指使疾风一样的士人呢?当功业成就,普天下都顺服你的时侯,你便可以请示上方的天帝,以天命告示天下人,这样就统一了全国,可以面南行使皇帝的权力了。在这新王朝将兴起的时候迁移传国的神器,在旧的汉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候推翻它,这实在是天赐良机,奋发起事的大好时机啊。况且汉朝已经象朽木一样不可雕琢了,衰落颓败的王朝是难以辅佐的。假如想辅佐难以扶助的王朝,雕琢腐朽的木头,这就如同逆着斜坡滚动圆丸、迎着水流划动船桨一样困难,谈何容易啊?况且当今朝廷中宦官小人结为朋党,坏人狼狈为好,皇上的命令得不到推行,他的权力都被亲幸的小人掌握,因此想在昏庸无能的君主下面长久地做官是不可能的,创建了无法赏赐的功绩只能遭致别人的谗言与冷眼,如果不及早地谋划起事,那么你后悔都会来不及的。”皇甫嵩恐惧他说:

“不合常规的谋划不在寻常的形势下使用。创建宏图大业,难道是庸才所能达到的吗?黄中军那样小小的孽党,是不能与秦王朝、楚项羽相提并论的。

暂时聚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很容易散乱,所以我们只能辅佐朝廷,复其大业。

况且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天子,上天也不会扶助反叛者的,假如虚心妄想建立不可能实现的功业,那么早晚将会招致大祸。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哪如尽心竭力地效忠现在的朝廷,保持臣子的节操,即使说会招来许多谗言,最多也不过是被贬滴流放或罢官免职,这样还能保留一个美名,死了也会永垂不朽。所以,违备常规的言语我不敢听。”

[明见的人与愚昧的人相互间不能协调共事,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智慧的谋士不给勇悍的将军出谋划策,勇将不会替胆小的将官卖命,自古以来也是这样的。所以《左传》中说:“效忠是一种美德。”对于不值得效忠的君主来说是不必要忠于他的,况且臣子没有那种美德,又如何忠于他呢?。《军势》中说:使用忠义之士不是靠钱财可以行得通的。所以忠义之人不会替不仁义的主人卖命,聪明的人也不会替愚蠢的主人出谋划策。因此伊尹离开夏桀归附商汤,不能算是违备道德;飞廉死心效命于纣王,为纣王而死,不能算是贤良。汉未时运昏暗,大道丧失,九州之内生灵涂炭,而皇甫嵩尽忠效命于濒临危亡的朝廷,象糊涂的宠臣一样贪图安逸享乐。他的愚忠不足以救济天下,即使为汉朝而死亡也不可能成就忠义的美名。况且阎忠做为一个智者,一定要那样做吗?他又何必一定要用那套理论来劝说皇甫嵩呢?阎忠知道他的言话不能被皇甫嵩采纳,于是流亡而去。

[董卓独揽朝政的大权,征召皇甫嵩。梁衍劝说皇甫嵩,想让他讨伐董卓。

还有一件事是陶谦等人共同推举朱寓做太师,以使他不受。李惟曾经征召皇甫嵩、朱寓两个人,他们两人都没有听从。范晔评论说:“皇甫嵩、朱寓都凭着上将的才略,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仓淬受命统军,这时正逢软弱的君主失位逃亡在外,蒙受风尘,强悍的贼人亡命作乱,这正是叶公挥袖而起平定白公之乱的时机,是翟义[西汉未年人,曾举兵讨伐王莽,兵败被杀]誓师讨伐王莽的日子。所以梁衍为皇甫嵩献策,崤山以东的诸昏共同合谋推举朱雋为太师。皇甫嵩、朱雋舍弃受命于天、称王称霸的大好业绩,却去遵守匹夫之人的小信用,他们最终在危险当中落得很狼狈,从而被智士所取笑,这难道是上无故意要延长汉未的战乱吗?他们不具有从始至终的智慧和勇气,确实是这样啊!我认为,春秋、时楚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叛乱杀死了大夫子西,劫持了楚惠王。叶公听说白公做乱,率领国内人民攻打白公,白公失败后逃跑自杀身亡。]

王莽的时候,国内盗贼纷纷出现。王莽派遣将军廉丹讨伐崤山以东的盗贼。廉丹征召冯衍做为他的幕僚,和他一起到达定陶。王莽派人追上廉丹向他传达圣旨说:“将军你身受国家委托的重任,如果不在荒野之中为国捐躯,那么是不能报答君恩和尽忠职责的。”廉丹非常慌恐,他夜里把冯衍叫来,把诏书拿给冯衍看。冯衍于是劝说廉丹道:“我听说顺从时运以成就事业,这是常道所推崇的;逆反常规来攻伐旧体制,这是权变者所重视的。因此说希望有所成就,便不询问需要遵守什么原则;论定事物的大体纲要,就不能信守什么小节规范。从前齐国的逢丑父在齐、晋两国决战中,知道齐顷公可能被擒,所以与顷公换了座位,当晋国将领韩厥擒拿他们的时候,逢丑父冒充顷公,并让顷公借着下车取水的功夫逃走,因此他的行为在诸侯中得到称赞。春秋时郑国的祭仲,由于被宋往公挟持,被迫废掉郑昭公扶立公子忽为郑厉公,郑昭公忽被迫逃亡。后来,祭仲又重新扶立忽归复王位。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国君的活命,用暂时的妥协来换取国君的生存,这是君子所遵循的原则啊!违背了常人的思维定式,而使国家安宁,使自身得到保全,这足贤者的谋虑呀!所以《周易》中说:穷极则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能通达那么就可以恒久。能遵循这样变通的原则,何事不成?所以有如上天助佑一般,当然无往而不利了。假如明知道这样做不可能成功,还一定要去做,那样破败残坏的军队对主上是没有一点帮助的,而你最终将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像这样的事,贤明的人不会做的,勇武的人也不会干的。况且我冯衍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获得机遇的时候千万不要懈怠。’张良因为祖上五代都在韩国为相,所以自己曾在博狼操铁锤谋刺秦始皇,他的勇敢精神超过了孟贲、夏育,他的美名高过了泰山。将军你的祖上是汉朝的忠信的臣属。新朝虽然出现,但是英雄俊杰并没有心悦诚服地归附于它。现在国内大乱,百姓们怀念汉王朝的恩惠,超过周朝诗人们对召公的思念。诗人因思念,连他拴过马,休息过的甘棠,都不忍剪伐,更何况他的子孙呢!老百姓以歌舞来颂扬拥戴的人,上天一定会帮助他的。现在我为将军你出出计谋,你目前不如把部众屯据驻扎在大的郡城,安抚官吏士卒,磨炼他们的节操。百里之内的地区,每天都可以送来牛和酒,以犒劳你手下的将士;招纳勇敢的英雄俊杰,向他们询问征求忠诚智慧的计谋,立下长远的打算,等待着天下大变,然后兴办有利于社稷的大事,替天下人除害,那么你的福禄将无穷无尽,你的功劳业绩将永垂青史。又何必使对自己的军队在中原大地覆灭败亡,使自己的尸体跟草木同时腐烂,落一个功败名丧的下场,使你的先人跟你一同遭受耻辱啊!善于处理事情的圣人能转祸为福,智谋之士能因失败而再求成功,希望将军你能好好地谋算谋算,切勿与世俗的观念苟同。”廉丹不听冯衍的建议,继续进军,等到了睢阳的时候,冯衍又一次劝说廉丹道:“善于明见的人能在事物还没有形成前就能看到它,智慧的人能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考虑到它,更何况是那已经清晰明白的事情呢?大凡祸患的发生都是由于疏忽所造成的,因为它是由细小微弱逐渐发展形成的。失败后再后悔是没有用的,时机是不应丧失的。商鞅曾说:‘具有比常人高的行为能力就一定会遭致世人的非议,能有独到的见解和谋虑一定会被普通人认为你是多余的。’因此人们往往听信平庸的论谈,毁坏金石一样的策谋,承袭当世普通人所遵守的规范,丢弃高尚明智的德行。决断是智慧的主宰;犹豫一定会被事物所役使。时机一旦失去,是不会重新再来的,希望你一定要再三考虑呀。”廉丹仍然不听从,继续进兵,到达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东),与赤眉军打仗,最终战死。[当时长沙太守郅恽仰观天象,对他的朋友说:“如今镇星、岁星、荧惑(指土星、木星、火星)都出现在汉楚的分野翼宿和井宿的区域(二十八宿中的两星宿),三星离去后又重新出现,这说明汉王朝一定会再次接受天命,如果有人能顺应天时发动策划起事,一定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郅恽拿这套理论来游说廉丹,廉丹同样也没有采纳他的言论。]冯衍于是流亡逃命到了黄河以东的地区。

[从前蒯通劝说韩信反汉,阎忠劝说皇甫嵩背弃东汉王朝,冯衍劝说廉丹反叛王莽,这三个人都没有听从那样的建议,甘心情愿趋向危险与死亡,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如同范晔所说“人的事业假使赛滞困顾,那么他就很少顾虑自己的身家性命;人的生活如果安逸顺利,那么他对自身的安全的顾虑就多。登高却不害怕的人是那些服劳役的刑徒;不坐在屋檐下,怕瓦片堕落打伤的人是千金之子。”从这一点来看,可知人事情理都是这样的:即快乐的时候就思求安逸,穷苦的时候就图谋变革,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时那三个人中有的已是面向南坐称孤为王了,有的已经达到将相的权位,可是他们只是苟图于自己的安逸享乐,不考虑琢磨那不同寻常的功绩。他们不知到权势地位高到被人猜疑的地步就会产生祸患,不知到自己的势力达到与君主相当的地步就会产生祸乱。他们的权势已经被猜忌了,可是却不能放弃权势来避免嫌疑;他们的势力已经与主上齐等了,可是却不能减损实力来换取福份。他们都因为迟疑徘徊、犹豫不决而导致灭亡,遭致这样的祸害就是在于怜惜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样反而带给他们惨败啊!正如谚语所说:抱有必死的心理就会存活,抱有侥幸存活的心理就会必死无疑。可以说韩信等人是抱有侥幸存活的心理呀。]

刘秀的大臣来歙劝说隗嚣派遣自己的儿子人朝侍奉君主。隗嚣手下的将官王元认为天下的成败还不可能预先知晓,因此不愿意一心一意地恃奉朝廷,于是他劝说魄嚣道:“从前更始皇帝刘玄定都长安,四方的豪杰群起响应,普天下的人都随声附和仰慕归附,认为已经太平。刘玄的功业一旦毁坏败破,将军几乎没有安身的地方。今国内子阳(彭修字子阳)割据称雄于南方,文伯(庐芳字文伯)占据称霸于北方,江湖山海,称王称公的有十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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