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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十(10/10)

日月齐明的,是先皇的洞照之识;与四时周遍的,是先皇的丰功;与鬼神合契的,是先皇的明察;迁都改邑,是先皇的明达;变是协和的,是先皇的玄鉴;思同书轨的,是先皇的远见卓识;守在四夷,是先皇的深远谋略;海外有截,是先皇的赫赫声威;礼田岐阳,是先皇的明识大义;张乐岱山之郊,是先皇的仁德;车驾幸临幽僻荒漠,是先皇的智谋;征伐南荆的,是先皇的礼敬;升中告成的,是先王的整肃;亲祭社稷,是先皇的礼敬;兖实无缺,是先皇的充备;开物成务,是先皇的贞正;观察人文,是先皇的涵蕴;革弊创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慈道洽,是先皇的衷诚。先皇有大功二十件,加上谦慎尊位,光被四极,为而不占有,可以说是功包三皇五帝了,实在应该书功于简册,声播于金石。

“为臣窃谓史官的显达,大的可与日月齐明,小的可与四时并茂。其中大的孔子、左丘就是,小的司马迁、班固便是。所以他们可以声流于无穷之外,义明于后来之人。故金石可以泯灭而流风不会泯灭的,恐怕就是载史的书籍吧?谚语说‘相门有相,将门有将’,这不只是说他们的性格,还指长期耳濡目染所养成的气质。臣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就当世有其人了。所以《尚书》称羲和世代掌天地之官,张衡在赋中说‘学于旧史氏’,说的就是世代相传之义。如果像善于冶炼的人的儿子擅长制作裘衣,善于治弓的人的儿子擅长编制筲箕,事物哪有固定的程式,习染成自然罢了。所以说到这里,也可说史官不修书,皇朝事迹便多沦落空旷,因此天人之际的事,不可片刻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谈、司马迁记录史实而立下功绩,班彪、班固撰写《汉书》而成名,这是前鉴的轨辙,后镜的蓍草龟骨。然而前代史官不能终其史官之业的有之,这都是暴虐之世不能容忍善人的原因。所以平子离开史馆而成文名,伯喈违弃馆阁而就其素志。而近代伪晋之世,有位叫王隐的佐郎,被著作郎虞预所诬毁,弃官在家,白天他打柴造饭,晚上观文写作,撰成《晋书》,存留一代史实,司马绍让尚书只为他提供笔与纸而已。国家大典,成于私家,末世之弊,竟成这样,史官的命运不济,是因为时代。

“而今大魏的史书,职掌它则身家显贵,禄则亲受荣耀,优哉游哉,它给予人以福禄,然而大魏史书不能恢弘,也是有其原因的。故著作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间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等,都以文才被荐举,国掌注述,都为时不长,不能终其大绩。前著作郎程灵虬与臣同时应举,共掌此事,而今改从他职,不再职掌撰述。只剩下崔光一人,虽然没有移任,然而身兼两职,所以载述之事便空缺了。臣听说记载典籍的兴盛,是由于有其大业,《雅》、《颂》垂荐,由于德美,虽然一时有一时的文质,史书记载也有详有略,然而历代相传,这一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过去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而你不记,是你的罪过。’所以司马迁之书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曾留意史事,所以久而久之就被人批评。从长远忠实的角度来看,司马谈之志比诸葛亮要贤敏得多。《尚书》称‘不要旷废众官’,《诗经》有‘职掌什么就有什么忧患’,为臣今天虽不在史官其位,然而过去臣曾忝居其职,所以自己现是一介草民而自疏,敢于就此发表看法。语说‘担心的是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人不一定能够去做’,为臣实在谈不上知道,不过是勉强为之。窃查先朝赐给臣‘彪’的名字,远则拟比汉史的叔皮,近则仿效晋史的绍统,推寻名字,求其含义,为臣欲罢不能,荷恩戴德,为臣惟有死而后已。而今臣请求在都城边求得一个僻静的地方,臣好综理国朝典籍,以终了为臣以往夙志,官府给些人力物力,以备所需。虽然臣不敢有光耀今古的奢望,但也不是为了饱食终日。如臣撰述,国史近可望一个月就写成,远的话三年也会完工,正本放在秘书监,副本可藏之名山。”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祥、尚书令王肃因其没有俸禄,很是赈济他,于是按照当年王隐的样子安排他在秘书省,白衣修史。

魏世宗亲理朝政,崔光上表说:“臣伏见前御史中尉李彪,夙怀美意,创修魏典,为臣过去被李彪邀请,与他同掌一业已有多年,他志力贞正坚强,考证撰述不知疲倦,督促劝勉群官,注缀之事大略备举。虽然前一段分开了,臣与他多有废离,但近蒙圣朝重新启用他,还让他综理撰事。而他老而弥厉,史才日新,假如圣上能复他旧职,专攻治书之事,他必定能昭明《春秋》,撰成皇籍。既然先帝委他重任,曾历高官,他背负过错,应从涤洗。愚臣认为现在应让他任职侍中,正职著作,停他外役,让他专心写作,积月累年,国史定会写成。圣上鸿声巨迹,蔚成大章,皇朝盛明气象,记录在册,也可永不泯灭了。”魏世宗不同意。

皇帝下诏让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这不是李彪所爱好的,他坚决不去,有关部门狠狠地批评指责他。恰好此时李彪染上疾病,持续了几十天,景明二年(501)秋天,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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