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接受朝廷命令，暗中却只图谋巩固自身，收取沉重的捐税，整修武备，统计人口的数目多少，年老体弱的从事农耕，年轻力壮的参加征战，因此几年之内，他的部众达到十万。经反复挑选，用魁梧高大、强壮有力的战士一万名保卫自己，称之为“衙兵”城乡的官吏都由他自己任命设置，户籍不向政府登记，赋税不向朝廷交纳，虽然称为“藩臣”，实际上并没有大臣的节操。代宗因为百姓们长期遭受贼寇虐害，暂时对他优待宽容，接连加任他为检校尚书仆射、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又封他为雁门郡王，及至把魏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任田承嗣为长史之后，希望从此结好他，使他忠心不二，能够改过自新，又将永乐公主下嫁其子田华。但他生长于北方野蛮之地，生性凶顽悖逆，每当朝廷命官前去对他慰问安抚，他的言语总是极不恭顺。

代宗大历八年(773)，相卫节度使薛嵩去世，他的弟弟薛。。想要承袭节度使之职；等到朝廷起用李承昭取代薛嵩的职位时，衙将裴志清便策划兵乱，驱逐薛。。，薛。。便率领部下归附田承嗣。大历十年薛。。回归朝廷，田承嗣指使党羽煽动、蛊惑相州的军人官员谋划叛乱，然后又率军前去袭击，假称救应。代宗派内臣孙知古去魏州抚慰，令他们各守自己的封地。田承嗣拒不接受诏令，派大将卢子期攻打氵名州，杨光朝攻打卫州，杀害刺史薛雄，逼迫孙知古巡察磁州、相州，暗示他的大将用割耳破脸的举动向他表示忠心，恳请田承嗣做他们的统帅，孙知古无法驳诘。

四月，皇上下诏令说：

“田承嗣出身于行伍之中，列名在边防上的戍守部队，早就领取了军旅的俸禄，却未见有什么功绩，他曾经帮助过元凶祸首，一向为他们驱驰效劳。及至再次平定河朔的叛逆，政令才又回归于帝王手中。朝廷怜念百姓们长期遭受战乱。自从安禄山发起祸端，瀛州、博州的人民流离失所，史思明继续发动叛乱，赵州、魏州充满了灾祸，以至于农桑的生产、百姓的生活都不能获得安宁，骨肉家庭不能得到保全。考虑到地方上的凋残、病苦，朝廷便想采用安抚的办法以得到宁静，因而先表示真诚的心意，接着又晓之以理。因此委派给他统帅的重任，给予他独当一面的荣宠，希望他能体察恩遇，自觉效忠。崇高的地位，丰厚的奖赏，在朝臣中居于前茅，位列于异姓诸侯之中，登上了三公之首的地位。晚辈的子弟，甚至幼童都沾上了台阁的风华，妻妾仆婢，都享受了城邑的封号，人臣所能得到的恩宠，都集中到了他的家门，不仅有将相的权柄，相应的官职也得到了。

“所谓宰相，是要为国家尽忠的，而他却占据着国家的封地，仗恃着国家的武装，安享国家百姓们的奉献，调用本来属于国家的赋税。占有资财，凭借着窃取的宠幸，心里包藏着凶险邪恶，外表上却假装归顺的样子。再说相州、卫州两地所管辖的地域向来不同，他却逼迫、威胁军人，指使他们悖逆行事。趁他们鼓噪扰害的时候，借机把军队派去，事实真相就完全暴露了。由此可见险恶的居心，如果不是这样，难道裴志清谋划兵乱还不到一个早晨，卢子期、杨光朝会同时在第二天采取行动么？可见他们早已约定，是在按预定的时间行事，这就是蔑视、抛弃律法，擅自发动兵变。既然说相州发生骚乱，自己是从邻境来救助灾祸，为什么又立即去占领磁州、大耍威风暴虐呢！这实在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三州既然空虚，远近之地都陷入惊恐之中，又转移军马去攻打氵名州，实在是横暴、凶恶，不讲仁义，残忍到了极点。薛雄乃是卫州刺史，本来就不是他的藩属之地，只因恨他不归顺，便对他横加欺凌暴虐，把他全家杀光，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残酷暴虐得不成样子，真是人神所愤。四个州的地域内，到处布列着军营，长史以下的属官，都凭着他的高兴来任命，精良的装备，锐利的武器，优良的马匹，强壮的士兵，全面、充足的物资装备，农业库藏的果实，尽数收罗到魏州府，没有一点遗漏。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宽赦的，朝廷准备进行讨伐、问罪，以明正典刑。但还是表示有所宽容，希望他能改恶从善，由典宪国法来加以抑制约束，仍以实行抚慰为目的。于是派遣孙知古远道地奉着诏书，以恳切的旨意晓谕他，而且任命李承昭在他的部下担任副职，镇抚他的旧封之地。而李承昭又派遣亲近的部将刘浑事先传达了诏命。田承嗣正在磁州，相州盘桓，仍然劫夺了孙知古和他同走，先叫他的侄儿田悦鼓动军吏，甚至指使他们用刀伤害自己，或者令他们唾沫飞溅地争吵，当众喧哗，请求归附田承嗣。要判定他奸邪的罪行，这些都足可作为凭证，如果连这些都可以宽容，还有什么能叫作犯罪呢？

“田承嗣应当贬官为永州刺史，仍旧准许一双幼男幼女和他同去，以方便他上路赴任。委派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使留后朱滔、昭义节度使李承昭、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汴宋节度使田神玉等，成夹击之势进军，如果田承嗣不按时到职，就从各处起兵加以讨伐，将他按军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