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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二(9/10)

看重李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李百药被太宗召回长安拜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和刑律法令,编撰《北齐书》。贞观二年(628),任命百药为礼部侍郎。

朝廷议论准备分封诸侯,百药上《封建论》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保佑人民,是君王永恒的职责;尊敬君主使朝廷安定,是人情的根本道义。考虑治国安邦的规划,用来弘扬永世的基业,是万古不变的规矩,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谋虑,但都是为同一个目的。然而天命历数有长短的差别,帝王之邦、大夫之家有治和乱的不同,纵观典籍上的记载,论述这些是够详尽的了。都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秦朝没有达到应有的期限,存亡的道理,在于周朝采用封国制,秦朝推行郡县制。周朝从夏朝、商朝的长久得到借鉴,遵循黄帝、唐尧建国的榜样,使诸侯如磐石拱城,朝廷从根本上得到巩固,虽然国政荒废,由于枝与干互相扶持,所以使得叛逆现象没有发生,宗庙祭祀没有断绝。秦朝背离了师法古人的训戒,抛弃了先王的法则,跨越华山恃仗险要,废除王侯设置郡守,子弟没有尺土的封地,百姓缺乏共同平安的忧患,所以一人在大泽乡发出反秦号召,秦朝的七庙就被毁断绝了祭祀。

“臣认为自古皇帝君王,坐位天下,没有不是受命于上天,扬名于皇帝注册的,建国遇到兴王的气数,遭难接着开启圣明的时代。虽然魏武帝出身于宦官养子之家,汉高祖出身于押运役徒的小吏,不是他们有称帝的非分想法,就是想推也推不掉啊。假如狱讼不归,精华已完,即使像尧帝一样光照四方,像舜帝一样上齐日月五星,不是诚心让位,就是想守也守不住啊。凭着唐尧、虞舜的圣德,尚且不能使他们的后人昌盛。从这可以看出帝位长短,肯定在于天时,国政的盛衰,与人的活动有关。昌盛的周朝占卜可传三十代、可传七百年,虽然相率沦丧到极点,而文王武王传下的帝位依然存在,这说明长久的国运,已是在极早之前就事先确定了。以至于周昭王南巡不返,周平王躲避犬戎东迁,国家危机如线,国都附近不得安宁,这是衰败的过程,牵连到分封诸侯。残暴的秦朝国运短暂,多次遭到厄运。受命于天的秦始皇,德行比不上夏禹、商汤;继承皇位的秦二世,才干比不上禹的儿子启、武王的儿子诵。假使李斯、王倌等人大大开拓了四方的领土;将闾、子婴等人都建立起千乘之国,难道就能阻挡君主的突然兴起,改变帝王的本来命运吗?

“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原因。而记载评述的人,多守常规,在感情上没有不忘记古今的差异,在道理上不明白治世乱世的风气厚薄不同,欲在百王的末世,实行夏商周的治国办法。天下王畿以外的地方,都封给诸侯;天子与诸侯的领土之间,都是卿大夫的封邑。这是用上古结绳记事的一套在虞、夏朝代推行,用上古穿不同颜色服装为刑的法规来治理汉、魏,法纪与政纲已经紊乱,确实可以知道。刻舟求剑,没有见过能达到目的的;胶柱鼓瑟,只会增加更多的迷惑。只知道有人想图谋帝位,会害怕霸王的军队;国家将亡,再没有周围诸侯的援救。不明白秦二世在望夷被杀,没有超过后羿、寒浞的灾难;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所杀,难道与申国、缯国的灭亡有什么不同。是君主自己洞察昏乱,转危为安,根本不是守宰公侯等人,能造成兴亡。况且数世以后,王室渐渐衰弱,分封时当作屏障的诸侯,转化成仇敌。大夫之家习俗不同,诸侯之国政事各异,强的欺凌弱的,人多的侵犯人少的,这里那里都是战场,战事日益增多。狐骀的一场战争,使妇女都梳上守丧的发髻,回师崤山的军队,连一只车轮也没回营。这只是略微举个例子,其余的事数也数不清。陆士衡才小心地说‘:继承王位的人放弃一统天下,凶狠的诸侯占有自己领地,天下安乐,以治待乱。’这种说法是多么的荒谬啊!而设置官吏分清职责,任用贤人能人,对依法办事的人才,委派他们承担治理的任务,分赴郡县,哪个朝代缺乏这样的人才。结果使得大地呈现丰收,上天赐降吉祥,百姓称官为父母,政事清明得如同神在治理。曹元首还得意地说‘:与人共享欢乐的人,别人一定会以他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与人同享安乐的人,别人一定会拯救他的危难。’哪里能容忍分封为诸侯,才与君王同安共危;任命为州县的长官,就不与君王同忧共乐呢?这种说法多么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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