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协调,即使不同一个质体也能成功;办事相互扯皮,就是同在一个质体也无效果。因此船浮水上木桨划水,可以渡过千里江河;车辕在拉车轮不动,不能移动丝毫距离。所以知道动静合拍容易办事,曲直相反难得成功,何况是理顺上下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更重要了。正因为我这国君不算圣明,所以对朝臣们抱着厚望,想要排除虚假追求真诚,清除浮薄返回质朴。至于佛教,我并不真心信奉,虽然有了法定的佛教经书,那本来是浅陋庸俗的虚假技艺。为什么这样说呢?祈求佛教道术的人,无法验证来世的幸福;修养佛家身心的人,反而遭受现世的祸殃。以致像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竭尽心力,梁简文帝萧纲对佛门专心致志,花光国库钱财来供给和尚尼姑,征尽民间劳役来修建佛塔寺院。直到三淮大地诵经的声狼滚滚,五岭高峰拜佛的香烟腾腾,想挽留死前的短暂喘息,延长残存的微弱魂魄。子孙覆灭都无暇顾及,宗庙顷刻就变为废墟,酬报辛劳的效应,该是多么背谬。
“然而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走翻车的老路,继承亡国的陋习。抛弃公心迁就私念,不明白收敛和表现的机遇;身处俗世口谈佛学,分不清偏邪和正直的心术。宣扬历代的祸患根源,追求自己的幸福根基,对上触犯君主旨意,对下倡导虚浮不实。以前我对张亮说‘:你既然信仰佛教,为什么不出家?’萧瑀就郑重地主动应声,要求带头进入佛门,我立即答应了他,很快他又不去。瞬息之间,七说八说,在宫殿上,出尔反尔。失去朝臣的体统,哪有宰相的器量?我还克制忍耐到现在,萧瑀却完全没有悔改。应当立即离开京城,到地方去任个小职,可以当商州刺史,按惯例取消封号。”
贞观二十一年(647),调回朝廷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官衔,恢复宋国公封号。跟随太宗到新建的玉华宫休养,在这里得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太宗知道后伤心得停止进餐,太子李治为他举行悼念,派遣使者吊唁祭奠。太常寺拟定谥号叫肃。太宗说:“为死者确定谥号,一定要考察他的品行特点。萧瑀的习性是猜忌过多,肃这个谥号不恰当,要重新据实确定。”于是改谥号为贞褊公。行文追认为司空、荆州都督,赐给棺木,安葬在太宗为自己预先修造的昭陵墓地。萧瑀临终写遗嘱说:“有生必然有死,这是不变的规律。我死后可穿一套单层的衣服,算作换衣仪式。棺内铺一张席子就行了,巴望尽快腐烂,不准再多一样东西。埋葬不要选择日期,只是要从速办理。自古以来贤能明智的人,不是没有同样的事例,你们要努力照办。”儿子们遵照他的遗愿,装棺安葬都很节俭。
儿子萧锐继承官职,娶太宗的女儿襄城公主为妻,官至太常卿、汾州刺史。襄城公主很讲礼仪,太宗经常告诫各位公主,所作所为,都要把她作为榜样。还命令有关部门另外为他们建造宅第,襄城公主辞谢说:“媳妇伺候公公婆母,如同伺候父亲母亲,如果分开居住,那么早晚问安常会耽误。”再三坚决辞谢,才算作罢,命令对老住宅进行改建。永徽初年,襄城公主去世,高宗命令安葬在昭陵。
萧瑀的哥哥萧王景,也有学问德行。高祖武德年间任黄门侍郎,连续调任到秘书监,封为兰陵县公。太宗贞观年间去世,追认为礼部尚书。
萧瑀的侄儿萧钧,是他哥哥———隋朝迁州刺史、梁国公萧王旬的儿子,学识渊博很有才能名望。太宗贞观年间,官至中书舍人,很得房玄龄、魏征看重。高宗永徽二年(651),官至谏议大夫,兼任弘文馆学士。
当时有个左武侯引驾叫卢文操的人翻墙盗窃左藏库的东西,高宗因为引驾的职责就是举报惩处盗窃的人,却自己进行盗窃,命令有关部门处死他。萧钧向高宗劝谏说:“卢文操犯的罪过,按情节实在不能原谅。不过恐怕天下人听到这事,必然说陛下轻视法律,轻视生命,办事任性,看重财物。我的职责,就是劝谏,心里的想法,不敢不向陛下禀奏。”高宗说道“:你的职务就是进行劝谏,能够尽忠规劝我。”于是特地免除卢文操的死罪,对身边的臣子们说:“萧钧确实是个称职的谏议大夫。”
不久太常寺乐师宋四通等人替宫女传递符信,高宗特地命令先将他们处死,再制订一项相应的法律,萧钧呈递奏疏说“:宋四通等人是在还没有制订这项法律之前犯的罪错,不应当判处死刑。”高宗亲手写诏书说“:我听说防止祸患要在它还没有出现之前,这是前代圣贤看重的事,皇宫里的规章,怎能随意变更呢?战国时代魏安亻喜王的侍妾如姬盗窃兵符发兵援救赵国的事,我把它作为永久的警戒,没有想到如今我自己表现了那样的过失,掌握典章制度,是想不要越轨。但我一心挂念着宫廷,思慕着良相,侧身坐在厅堂前边,希望得到直谏的朝臣。今天才算听到直谏,特地免除宋四通等人的死罪,将他们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