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做好伪装一样。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种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子少国危,大臣未附。”这种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高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邦仍嘱咐周勃辅佐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如果天子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胸,接济缓急。为什么作为天子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子,泊然无抚爱之心。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国家有忧,臣子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马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马上割舍他。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紧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流离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高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子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部门用船将苏洵的遗体运回四川。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称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学问著称于世,操行风度高雅纯洁,自号为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歌、文章、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和一种笔画中丝丝露白的飞白书法。文彦博任成都太守时,对他感到惊奇,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荡,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司马光、苏轼尤其敬重文同。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开始自己不知道宝贵,后来四方的人都拿着丝绸来请他画竹,人们的足迹不绝于其门。文同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气愤地将丝绸丢在地上,骂道“:我将要把这些都做成袜子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这句话传播作为一种口实。文同起初考中进士的时候,逐渐迁升为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又知陵州,后知洋州。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