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那么成败得失的关键、治乱安危的原因,将有谁能向陛下讲呢?不知道则不戒备,等事情发生了惊骇并去处理它,已经晚了。想财计丰富,不如节省国家开支。善于治国的人常使财富多于用度,不使用度多于财富。现在山东的军队,白白浪费我们的钱、粮,湖南、江右、闽中的寇盗,蹂躏我们的州县,如果再奢侈浪费,从而侵耗财用,那就会形成漏杯难盈、蠹木易坏的情形。如果有缓急,必将因为财用窘困,而失去成事的机会。想要巩固国家的根本,不如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的人很多,残酷剥削的风气,已慢慢形成习惯。民生穷困,怨愤不能伸张,他们聚集到山林中反抗,也是势所难免。拯救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能不赶快确定办法吗?”不久他改兼为侍右郎官。第二年入朝奏对,说天灾的事十分恳切。
绍定四年,李宗勉被差遣为台州知州。第二年,他为直秘阁、婺州知州。绍定六年冬,他被召赴行在,没成行。端平元年(1234),他升为直宝章阁,仍任原职。一个月后,他以宗正丞兼权右司的身份被召,改为尚左郎官,兼职仍旧。不久兼左司。五月,在皇上面前奏对,讲四件事“:守公道以悦众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统一认识和行动,明赏罚以示勉力和惩戒。”其次讲纸币“:希望向各部门下诏,从皇上和后宫开始,下至百官和各级政府,都要核实出那些冗费,从而节省它们,一年节省十万,就可减少十万纸币,一年节省百万,就可减少百万纸币。实行的时间长了,减少的纸币就越来越多,铜钱和纸币相当,进行流通,那么操纵我们赢余和亏欠的关键就不是纸币了。”
李宗勉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正谋划出师汴京、洛阳,李宗勉说“:如今朝廷安静,和平常一样。士卒不精锐,资粮不充足,器械不锋利,城墙没修缮。此时守御还不能做好,却想进取能行吗?就算是今日得到蔡州,明日得到海州,后日得到宿州、亳州,然而得到的未必能守住。万一含怒蓄忿,仓猝间发生变故,将怎么处理?臣所讲的,怎能说是外患始终不能平息、国土始终不能收复呢?也是想量力而行、适时而动。希望诏示大臣,爱惜时间以修内政,综合众人的谋略以加强边防,节省冗费以使国家财富充裕,招募强壮勇敢的兵卒以壮大国势。仍告诫沿边将帅,不要贪图虚名而受到危害,左控右扼,毋失良机。那么以逸待劳,以主人的身份防御客人,也就可保边境无忧患。如果使国家的根本壮大巩固,兵士战马都精锐强壮,见机而动,用兵不晚。”不久进攻洛阳的军队溃败,他又说“:过去担心的是应该防守但却贸然进攻,如今担心的是想防守却不能。什么地方可控扼敌人,哪支军队可调遣,哪位将领可御敌,哪里的粮食可作为军饷,都应事先做出筹划。”李宗勉又论及皇帝直接发布命令的弊病,大致是:“王府后宫的官员,皇帝内侍的恩赏,都是制令直接发出,不经过都省,各种书札陈请,时常出于后宫,这些都是大臣应该上奏的。事先说出,见到微小的失误就劝谏,这不能说是专权。好的就施行,坏的就停止,这不能说是专权。命令出于皇上,政事归中书,这不能说是专权。如果以专权为嫌疑,不以挽救过错为急事,每件事都迎合皇上的旨意,等皇上的命令已下达,错误已显露,然后言官才议论它们,这就会连累皇上的很多德政。何况议论的也未必听,听的也未必实行呢?”
李宗勉升为左司谏。第二年春天,他兼任侍讲,他首先奏道:“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十分严重,长江沿岸可凭借而没有忧患的,只有襄州,现在襄州又有变化了。襄州失守则江陵危险,江陵危险则长江之险不能凭借。从前担心的是在秋天,现在担心的就在旦夕。江陵如果失守,那么事情紧迫形势危急,必有生死存亡的忧患,后悔怎能来得及?”李宗勉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这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鄂州知州,在鄂州建衙门。李宗勉说:“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间,史嵩之应该在淮西设衙门,那就脉络相连,可以应援,远在鄂渚,那就会有鞭长莫及的忧虑。如果说防卫长江是急事,想依靠史嵩之在鄂渚经画,然而齐安正与武昌隔江相望,如果在齐安措置防扼,那就会屏障坚固而江面安全了。这就是所谓的要保江南先守江北。应该另选鄂州守将,命令史嵩之把衙门移到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