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单县官不强求,就是富有的百姓借贷也不强求。以前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文钱,百姓喜欢同官府贸易。此后物价贵了而和籴没有解除,于是成为河东永久之患。我恐怕他日的青苗法,也还是这样。”神宗说:“坐守仓库买进粮食怎么样?”在座的众臣都起身,司马光说“:不方便。”吕惠卿说“:买米百万石,那么可节省东南之地的漕运费用,可用这些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而谷米散乱,如今不和籴粮米而取漕运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商都会受到伤害!”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深切中肯之论。”
一天,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神宗说“: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去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处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韩信打着汉的旗帜,赵军恐惧丧胆,现在任用司马光,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陈论,在家休息请求退位。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而不采纳他的言论,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颁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切强迫抑配。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必定令穷人、富人相互担保,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春算秋计,转移不定日益严重,穷人既尽,富人也陷于贫困。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将有什么所取呢?富室既然没有了,常平仓已经废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百官各有职守,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受任此职,那么还是侍从官。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司马光才得以请求,于是请求去职。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守边地,挑选诸军中骁悍勇猛的兵士,招募街市中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抽调民力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高台,使得关辅一带骚扰混乱。司马光极谏说:“公私困乏,不可举事,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郡,修缮城治不是急务。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从命,如果缺乏财物以供军用,我当然要负责任。”由于这样京兆一路独得免乱。改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洛阳,从这以后绝口不论国事。但是言诏下达后,司马光读之感动流泪,想要沉默却不忍心,就再次陈述六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事见《吴充传》。
蔡天申任察访使,妄自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史像对待上司一样侍奉他;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等级,表示不敢与他抗衡。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胥吏说“:领蔡寺丞回到他自己的班次上。”胥吏马上领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蔡天申为难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1082),司马光忽然得了语言迟钝的病,怀疑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内,倘若情势急迫,就把它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呈。颁行新官制,神宗指着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用他做东宫太子的老师。蔡确说“:国事刚定,希望稍稍迟一些时间。”《资治通鉴》没有完成,神宗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该书胜过荀悦《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并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等书写成,司马光加官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认为他是真宰相,老百姓都号称他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神宗逝世,司马光赴朝临丧,卫士望见他,都用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阻遏道路聚首围观,以至于马不得行进,百姓说“:您不要返归洛阳,留下来辅助天子,救救百姓吧。”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什么事应该先行,司马光说:“广开言路。”诏令张榜于朝堂广求直言。但大臣有不高兴的,筹划了六句话说:“诸如心怀奸诈;超越职责范围;或者扇摇鼓动机密的军国大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想凭侥幸升迁官职;对下想迷惑世俗。像这几种,罚无赦。”太后又命出示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而是拒绝上谏。这样为人臣者只有不说话,否则一说话就列入这六事的范围了。”就详细论述这种情况,改诏实行,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