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刘攽字贡父,与刘敞同登进士科,之后在下面州县里为官二十年,才得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推荐他为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因与他有旧隙,故率侍御史苏肕共同排挤他。后刘攽官至员外郎了,才得以做馆阁校勘。熙宁年间,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
诏令封太祖各子孙中之亲近、尊崇者为王,刘攽说“:按礼而言,诸侯不得祖祀天子,而应当奉祀他自己侯国的祖先。最好是推重德昭、德芳的后人,世世代代不要降其爵位,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将他们一并祭祀,这样褒扬艺祖之意也表达出来了。”后来对于二王后代的赐封都是按照刘攽所说的意思进行的。
正当更改学校贡举法的时候,刘攽说“:本朝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实行了上百年,各代贤臣名将都是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而如果还认为这样不能选才取士,这不是诬蔑吗!希望能够沿袭旧制,不要轻信别人的议论而更改此法。士人修学于家中,就足以立德成才,又何必硬是要让学官在学校监督他们修学以成才呢。”
王安石在讲经席上,请求让讲解的人坐下。刘攽说:“侍臣在讲经的时候,是不能坐的,而应当避席站立讲解,这是古今之常礼。皇上让他坐下,则是皇上尊德乐道的表示;若皇上没有让他坐下而要请求坐下,这就不合常礼了。”礼官们都同意这种说法,故讲经之人至今仍站立讲解。主持开封举人的考试,与同院王介发生争吵詈骂,被监察御史弹劾罢免。礼院廷试时,最初考官吕惠卿将阿谀奉迎者录取在高等,耿直者反而录取在低等。刘攽复查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刘攽曾经写信给王安石,论述新法之弊端。王安石大怒,指责他以前的过失,并将他贬为泰州通判,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为盗贼横行之地,严刑峻法也不能够制止。刘攽说:“老百姓既然不怕死,为何还要以死来威胁他们呢?”他到曹州上任后,则采取宽松平和的统治,盗贼也就逐渐地消失了。为开封府判官,重新出任京东转运使。对于部属中软弱无能者,他又都重作了安置。迁任知兖、亳二州。吴居厚代任转运使,很能奉行法令,聚敛财赋,于是追究刘攽任转运使时治理废弛之罪,被贬监衡州盐仓。
哲宗初年,起用刘攽,知襄州。奉召入朝为秘书少监,因病请求辞官归去,加为直龙图阁、知蔡州。在此时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上书说“:刘攽博闻强记,善作文章,治理政事能因循古例,一身兼有许多长处,坚守道礼而不苟且,应当特予优待,让他留在京师。”刘攽到蔡州才几个月,就被召回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刘攽上书请求恢复旧制,建紫微阁于西省。最后因病而逝,时年六十七岁。
刘攽一生著述上百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作《东汉刊误》一书,为世人所称道。参与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专门负责汉代部分。为人随和大度,不修边幅,生性诙谐活泼,尽管为此多次招来嫌怨,然终不能改。
刘奉世字仲冯,天性沉稳,行为处事极有法度。中进士。熙宁三年,开始设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刘奉世以太子中允身份参与其事。
以前,进奏院每五天一次将文件整理上报枢密院,然后再散发各处。而专司其事的邸吏则需事先呈报,或者以家书的形式邮寄。刘奉世上书请求革除定本,除去实封的公文封装形式,只以通函的形式呈报,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宋神宗称赞刘奉世尽忠守职,不因循苟且,加封他为集贤校理、检校中书户房公事,后又改为刑房公事,升迁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寺在处理相州悬而未决的疑案时,详断官窦革将案情呈报给刘奉世,请他处理。刘奉世说:“你自己依法办理就行了,没有必要来告诉我。”后来蔡确即以此事罗织刘奉世之罪状,刘奉世被贬至蔡州粮料院。他在蔡州粮料院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加封为吏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