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传》。
至和三年正月,仁宗正在临朝受文武百官参拜时,突然发生疾病,被扶入宫廷。文彦博叫来内侍史志聪了解情况。史志聪说:“宫廷里的事我不能向外泄露。”文彦博叱喝他说“:你们在宫廷里来来往往,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身体状况,目的何在?自今天开始,若皇上病情加剧,一定要告诉我,否则,以军法从事。”他还与同列刘沆、富弼计谋开启大庆殿,设醮祈祷,并留宿大庆殿外的小屋。史志聪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文彦博说:“这个时候,还能考虑有先例没先例吗?”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扣打宫门,宣称要报告谋反的事情,文彦博不让他进来;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京师禁卫告诉他都虞候要作乱。刘沆主张逮捕都虞候,加以审理。文彦博把都指挥使许怀德叫来,问都虞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许怀德说他可担保都虞候不会谋反,文彦博说:“那么这事是禁卫有怨仇,诬告都虞候而已,应该立即把这禁卫杀了以安定众心。”于是请刘沆把案情做个结论,把禁卫在军门前斩了。
在这以前,富弼采纳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胡河贯穿六漯渠,使之流入横垅旧道。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一向讨厌富弼,暗中勾结内侍武继隆,指使司天官二人等执政在一起讨论朝廷大事时,于殿廷宣扬国家不应该在北方开河渠,开河渠(损害地脉)导致皇上身体欠安。文彦博明白了他们用意所在,但没有采取办法加以制止。过了几天,这二个司天官又上书,请仁宗皇后一同处理政事,这也是武继隆所指使的。史志聪把司天官的上书拿给执政大臣看。文彦博看了以后,把它藏起来,不给其他同列看,而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把二位司天官叫来盘问,说:“你们今天有些话要讲吧?”二位司天官回答:“是的。”文彦博说:“天文变异,你们的职责就是要如实反映。但怎么随便参预国家大事?你们的罪行应该株连一族。”二位司天官害怕,面色都变了。文彦博说:“我看你们不过是狂狷愚蠢罢了,不忍心治你们的罪行,但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二位司天官退出去后,文彦博才把司天官的上书给同列看。同列都非常气愤,说:“这些家伙竟敢如此僭越而上书,你怎么不把他们给斩了?”文彦博说“:把他们斩了,事情也弄大了,恐怕引起皇后不安。”众人都说“:想得周到。”不久朝廷议定派遣司天官核实六漯渠的方位,并派二人前往。武继隆代表他们请求留下,文彦博说:“他们本来不敢乱说,有人指使他们这样干罢了。”武继隆沉默不敢回答。二位司天官至六漯,害怕究治前面所犯罪行,改而说六漯的方位在东北,不是在京师正北面。仁宗病愈,文彦博等才从大庆殿回家。在仁宗生病的这些日子里,京师吏民担心害怕,靠文彦博、富弼老成持重,吏民的心情才得安宁。刘沆在仁宗病愈后偷偷告诉仁宗说“:陛下身体不好时,文彦博曾擅自诛斩报告谋反的人。”文彦博听到了后,把刘沆的判词呈给仁宗,仁宗的疑虑才消除了。御史吴中复请求把唐介召回朝廷。文彦博说,唐介过去做御史,弹劾我的事大多都针对我的毛病,其中有些是道听途说,难免不实,但当时我也过分责备了他,请皇上按中复的奏折办理。当时都认为文彦博品德高尚。过了很久,文彦博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被封为潞国公,改镇保平,判大名府。不久改镇成德,升为尚书左仆射、判太原府。不久再镇保平,判河南府。因母亲去世而辞官守丧,英宗即位,任命为成德军节度使,文彦博多次上表,请求守完丧,朝廷允许了。
当初仁宗身体不好,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请求立太子。仁宗答应了。但后宫将有生产的,这件事拖了下来。不久,文彦博离职,后来,富弼亦以守丧离职。文彦博守丧礼完毕。官复原职,判河南府,英宗有诏命到朝廷拜见。英宗对他说:“我被立为太子,是你的功劳。”文彦博严肃地回答“:陛下立为太子,承继帝统,是仁宗皇帝的意愿,也是皇太后襄赞之功,臣子没有什么功劳。而且陛下被立为太子以及继统之时,臣子不在朝廷,都是韩琦等人根据先帝意愿而受命行事,臣子没有参与。”英宗说:“使先帝有所裁择,以及开始创议,你都对我有恩。”文彦博谦逊地回避,不敢认为有功于英宗。英宗说“:你暂且西去任职,不久就会把你召回朝廷。”不久即升为侍中,改镇淮南府,判永兴军,入朝廷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