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司光、吕诲曰："孝之心，孰不尊其父？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诗》曰："思文后稷，克彼天。"又《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下此，皆不见于经。前汉以祖天，后汉以光武明堂。以是观之，自非建启土、造有区夏者，皆无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德业非不也，然而不敢推以天，避祖宗也。孔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尊其父以天，然后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上帝，此乃误释《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也。景祐中，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于明堂以上帝，亦未失古礼。仁宗虽丰功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舍真宗而以仁宗，恐于祭法不合。"诏从抃议。

监察御史里

观文殿学士孙抃等曰："《易》称"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祖考"。盖祖、考并可天，符于《孝经》之说，不可谓必严其父也。祖、考皆可郊与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谓严祖、严父其义一也。虽周家不闻废文而移于武，废武而移于成，然《易》之考，《孝经》之严父，历代循守，不为无说。魏明帝祀文帝于明堂以上帝，史官谓是时二汉之制存，则魏所损益可知，亦不可谓章、安之后祭无传，遂以为未尝严父也。唐至本朝讲求不为少，所以不敢异者，舍周、孔之言无所本也。今以为《我将》之诗，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删《诗》，存周全盛之《颂》被于弦者，独取之也？仁宗继守成，置天下于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抑而不得帝，甚非所以宣章严父之大孝。"

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以成王言之则严祖。方是时，政则周公，祭则成王，亦安在必严其父哉？《我将》之诗是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仁宗则周之成王，虽有天之业，而无天之祭，未闻成、康以严父之故，废文王天之祭而移之。以孔之心推周公之祭，则严父也；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则严祖也，严祖、严父，其义一也。汉明始建明堂，以光武，当始之代，适符严父之说，章、安二帝亦弗之变，最为近古而合乎礼。唐中宗时，则以宗；在玄宗时，则以睿宗；在永泰时，则以肃宗。礼官不能推明经训，务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愿诏有司博议，使天之祭不胶于严父，而严父之不专乎天。"

元丰，详定礼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事之，则虽帝用犊，《礼》所谓"帝不吉，以为稷"是也。享帝明堂，以人事之，则虽天帝用太牢，《诗》所谓"我将我享，维羊维"是也。自梁用特，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谓以人享上帝之意也。皇祐、熙宁所用犊与羊、豕，皆未应礼。今亲祠上帝、帝、五方帝、五人帝，请用、羊、豕各一。"太常礼院言："今岁明堂，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乐，卤簿鼓、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自是，凡国有故皆用此制。

御史赵鼎请递迁真宗雩祭，太宗祈谷、神州，用唐故事。学士王珪等以为："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命创业之君神作主，明堂用古严父之以近考，故在真宗时以太宗，在仁宗时以真宗，今则以仁宗。仁宗始罢太宗明堂之，太宗先已雩祀、祈谷及神州之祭，本非递迁。今明堂既用严父之，则真宗天之祭于礼当罢，不当复分雩祭之也。"治平四年九月，大享明堂，以英宗。

六月，诏曰："历代以来，合所，杂以先儒六天之说，朕甚不取。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惟以上帝，余从祀群神悉罢。"详定所言："《周礼》有称昊天上帝，有称上帝，有称五帝者，一帝而已。将来祀英宗于明堂，合昊天上帝及五帝，以此修仪注。"并据知太常礼院赵君锡等状："《周官》掌次职曰："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祀五帝，则设大次、小次。"又司服职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与五帝异。则宗祀文王以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郑氏之学兴，乃有六天之说，而事非经见。晋泰始初，论者始以为非，遂于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显庆礼》亦然。请如诏祀英宗于明堂，惟上帝，以称严父之意。"又请："以莞席代稿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尊、罍并用宗庙之，第以不稞，不用彝瓒。罢爟火及设褥，上帝席以稿秸，帝席以蒲越，皆加褥其上。饮福受胙，俟终三献。"并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