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堂官的分代奏。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唐景崧是广西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士？”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之心；闻其屡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所提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老家奔丧去了。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是才的门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是。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越联络刘永福。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候补主事？”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促之下，由合回到天津，由朝鲜内引起的中日涉，以及由越

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祖识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城也。”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师记名提督丁汝昌，员建忠领兵到朝鲜平。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并，一下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自然大吃力。

这样的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陆大举，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好，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面转圜谈和，对国亦无大损。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就在这时候，吏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我看他的折，倒说得有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你们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