霆军一样追了下去,打个大胜仗,庶几功过相抵,可免咎戾。但这是将略,何劳问计于动笔墨的幕友?
这样一想,旋即恍然,所谓“善策”就是要在笔墨上动手脚,出花样。多少年来军营的风气,打胜仗则铺陈战功,打败仗则诿过他人,此刻不妨如法泡制。
于是管章奏的幕友,点点头说:“这一仗是先挫后胜。”
“不错,不错!”大家纷纷附议“先挫后胜”四个字确是个好说法。
“不过,”那幕友又说“也不宜率尔入奏,应该先具牍呈报,请爵帅作主。”
“对!高明得很。”刘铭传说:“那就拜烦大笔。我想,今天一定得报出去,决不可落在人家后面。”
这“人家”是指鲍超,他除了专折奏捷以外,当然也要咨报李鸿章,如果落在他后面,李鸿章先入为主,信了鲍超的话,自己一番心机或会落空,所以要抢在前面。
于是那名幕友,立即动笔,以“先挫后胜”这句话作为主旨,把战役经过大改而特改,说是“相约黎明击贼”而非原定的“辰刻”是“黎明”则铭军便是按时出发而霆军“未能应时会师”责任属谁,不言可知。
接着便说铭军孤军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下面那一句是那幕友的得意之笔:“不知实霆军也!”霆军不但后来,而且惊动了铭军,妙在不直接说破,仿佛是一句不忍直指霆军过失的恕词,便显得格外有力量。
至于留五营守护辎重,也改了说法,是因为“后路惊传有贼”不能不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由于这样一调动,阵线有了缺口“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但仍旧全力撑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这个弥天大谎,编得有头有尾,入情入理。报到徐州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的幕友据以转奏时,又加重了扬刘抑鲍的语气,彼此的功过便越发明显了。
这是一面之词,还有鲍超的一面之词。他倒是存心厚道,只叙自己的战功,并说援救了铭军,对于刘铭传卸甲丢盔,坐待被擒的狼狈惨状,略而不提。同时叙事亦不够明晰,所以湖北巡抚曾国荃,荆州将军巴扬阿都只知道尹隆河、杨家洚大捷,究竟是霆军的功劳还是铭军的功劳?不甚了了。但李鸿章一看,与刘铭传所说颇有不符,不免怀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铭军所报不尽不实——他的想法跟刘铭传一样,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兼以新拜湖广总督之命,正当有所答报,说不得只好顾全自己的顶戴,委屈鲍超了。
鲍超的奏折先到,发了一道嘉勉的上谕。等李鸿章的奏折到京,慈禧太后看出其中有接不上头的地方,便把折子发了下来,当面关照恭王,要查一查明白,究竟是霆军救了铭军,还是霆军未能应约会师,以致铭军先有挫败。
远在数千里外的战役,而且疆场之间,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能道其真相。恭王与宝鋆都认为无法查,也不必查,因为虽有先挫,毕竟大胜,李鸿章既未指名参劾鲍超失期,朝廷乐得不问,问了反而多事。
但新任军机大臣汪元方的看法不同“鲍春霆一向骄横,最近左季高有个折子,还提到这话。”他说“刘省三淮军新进,虽然官位相等,鲍春霆未见得把他放在眼里,失期之事,我看不假。”
恭王比较沉着,笑笑不作声,宝鋆却是一向说话随便,顺口答道:“管他真假呢?争功诿过,原是兵营积习,谁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回事?以后看李少荃有何表示,再来斟酌,也还不迟。”
“不然!佩翁,”汪元方平日唯唯否否,不大有主张,独独对这件案子,侃侃而谈“李少荃与鲍春霆有旧,而且新接钦差大臣关防,宗旨在调协湘、淮两军,不便指名题参,朝廷既赋以重任,该当体谅他的苦衷,为他出面,整饬军纪。”
“整饬军纪?”宝鋆微吃一惊“啸翁,此事莫非还要大张旗鼓?”
“纪纲要紧!”汪元方越发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态“骄兵悍将,非痛加裁抑不可。”
恭王看他这样子,似乎有些闹意气,也不知是跟鲍超还是跟宝鋆?反正此时不宜再谈这一案,便敷衍他说:“这自然是正论。我们再等一两天看,这一两天总还有军报来,看情形再商量吧!”
这就一两天,鲍超、李鸿章、曾国荃、巴扬阿都有奏折到京,鲍超连战皆捷,战果辉煌,李鸿章则是据情转奏,说刘铭传以尹隆河一役,先遭挫败,自请参处。
鲍超拔营穷追捻军,在安陆以北的直河、丰乐河、襄河等处,连番克敌,杀敌一万余,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一万人,另外有两万难民脱出捻军的掌握,又在大洪山区捉住任柱和赖汶光的眷属。目前已追至河南枣阳、唐县地界。
“鲍春霆名不虚传!”恭王十分欣慰“应该有所奖励。”
“不然!”汪元方打断他的话说“王爷不可为此人所蒙蔽。”
“怎么?”恭王愕然“何以见得是蒙蔽?”
“王爷请看湖北来的奏折。”
湖北来的奏折是曾国荃所上,补叙尹隆河一役的经过。这个奏折不知出于他手下那个幕友的手笔,糟不可言,原意是在为铭军的败绩有所卫护,说霆军与铭军约期会师,分路进剿,霆军所剿的是赖汶光,铭军所剿的是任柱,赖弱而任强,所以霆军胜而铭军败,但鲍超的原奏是,击破了东捻的主力任柱,始获大胜,彼此的说法,有明显的抵触。
“鲍春霆功不抵过。”汪元方说“他虚张战功,言不符实,误期于先,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如果科以失机与掩饰的罪名,应该斩决!”
“啸翁!”宝鋆大声说道“此论未免过苛。”
“我是就事论事,无所偏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