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会有人敢如此驳辩；因而在一段颂赞吉壤的文字之后，便是语气欣然的上谕：“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一应所需工料等项，着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项，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不必建设。着该遵行。”

这方圆数十里，无数眠吉地的昌瑞山，只葬了两位皇帝、一位太皇太后，总共只有孝陵、景陵、昭西陵三座陵寝，雍正要选吉壤，何愁不得？但他却要别选陵地。说穿了，不足为奇，他实在怕他的地，密临父祖，更怕见为他死的母后，朝夕责以不孝之罪。小杖尤可“大杖则走”走向何？是不能逃回人间的。

尤其是雍正七年得了怔忡症以后，下定决心“敬鬼神而远之”但也必须有一番作；先把通堪舆的福建总督其倬调京来，随同怡亲王胤祥，踏勘相度以后，放在十二月初，下了一上谕，第一段说：“朕之本意，原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吉地；而堪舆之人，以为无可营建之，后经选择九凤朝山吉壤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

消闲，重拾话题；曹雪芹对泰陵的由来，知的不少，但也只能捡能谈得谈。

于是上谕在“与朕初意相合”之下，接着来了第二段：“及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行局未全；中之土，又带沙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其倬等奏称：相度的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合汇之所，龙沙，无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其言山脉法，修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

于是雍正八年开始，动工修筑泰陵。杏香计算了一下，前后历时六年，应该修好了；这样便又有了疑问。

吉壤发孙，这是已经看中意了。但只顾后辈不顾先人，未免说不过去，所以又有第三段：“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着大学士、九卿，详细会议奏。”

大学士以张廷玉为首，自是先意承旨；引经据典复奏：“谨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善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基地，虽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临，实未为遥远。”这段文章只在远近上文章；对于陵寝应集中于一以便保护奉祀，避而不谈。孝陵、景陵自不便略而不提，却有无端“与京师密临”一语；易州在西，遵化州在东，京师居中，亦目前而言，自然不算太远，但既葬于易州泰宁山，与京师便不相，倘谓重泉之下，亦有省亲问安的举动，相去数百里，岂非太不方便了？

昌瑞山范围甚广，密临孝陵、景陵之，无可营建，附近总还有地可选，所以必得有九凤朝山这么一个周折。至于不能用的理由，当然是地形不好；但如何不好，必得有个能令人信服的说法。这就必须找一个公认为对堪舆一居于宗师地位的人来，才能压得住浮议；这个人就是其倬。

本来历朝陵寝，皆集中于一地，既便于理，亦便于祭扫；秋谒陵，地方供应，也只有一次，累民不重。顺治关后，选定遵化州西北七十里的丰台岭，改名昌瑞山，为陵寝重地。此山自太行迤逦东来，巍峨数百仞，重岗叠阜，万壑千岩，前又金星峰，后有分岭，左右两，分夹绕，汇集于龙虎峪，照勘舆家的看法，确实局尊脉贵，气势绵远的万年吉壤。